范仲淹与韩琦：分手的“战友”

范仲淹与韩琦：分手的“战友”

一、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祖籍邠州（治今陕西彬州），后移居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宋史·卷三百一十四·列传第七十三》有传。

范仲淹

本传记，仲淹两岁，父亲去世，母亲改嫁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市长山镇）人朱文翰，范仲淹改从其姓，取名“朱说”。

仲淹少年时有志向节操，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23岁的仲淹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心有所感，哭着辞别母亲，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跟随学者戚同文读书。期间，仲淹读书昼夜不息，冬天疲劳过甚，用水洗洗脸接着再读；吃饭断顿，就煮稀粥接续，别人不能忍受，仲淹却不认为苦。

八年（1015），仲淹以“朱说”之名参加科举考试，中乙科第97名进士，受任“广德军（治今安徽广德桃州镇）司理参军”，将母亲迎到身边奉养。

天禧元年（1017），仲淹因治狱廉平、刚正不阿，升官职为“文林郎”，实任“集庆军（治今安徽亳州）节度推官”。随后，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

其后，仲淹改任管理盐税的“监泰州（治今江苏泰州）西溪盐税”，升官职为“大理寺丞”，再改“监楚州（治今江苏淮安）粮料院”，因母亲去世，辞官回家，为母亲守孝。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晏殊任应天府知府，听闻仲淹的名声，将仲淹召到“府学”，教授学生。期间，仲淹给宰相写信，请求“选择优秀州府主官，举用贤良县令，斥逐喜欢游玩、惰政官员，裁减冗员、无能却得位之人，审慎录取进士，抚慰将帅”，长达万余字。

为母亲守孝三年期满，六年十二月，经回朝任枢密副使的晏殊举荐，仲淹入朝，任“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

仲淹广泛通晓《六经》，尤长于《易》，学者多向他请教释惑，仲淹为之执经讲解，不知疲倦，曾拿出自己的俸禄供各地游学的士子吃用，学子有的甚至因之换了旧衣离去，仲淹毫不以为意。

而每当有所感慨议论天下事，则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激越高昂，崇尚风节，全是来自仲淹的倡导。

七年，宋真宗皇后、垂帘听政的“章献太后”刘娥准备在冬至日接受朝拜，由宋仁宗率领朝中百官为她祝寿。

仲淹向刘娥、宋仁宗激烈上言：“皇帝在内宫奉养母后，自有家人礼；但与百官同列，朝拜太后，不可为后世仿效之法则。”且上书请太后还政给宋仁宗。但刘娥、宋仁宗接到奏章后“不报”，既没有给仲淹答复，也没有在朝堂公开。

时间不长，仲淹离朝，出任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市蒲州镇）副长官“通判”，改陈州（治今河南淮阳）。

其时朝廷正在京城开封修建“太一宫”、“洪福院”，从陕西地区购买木材。仲淹向宋仁宗上言：“先帝修建昭应宫、寿宁宫，都遭受了火灾，天戒不远。现在又大兴土木，毁坏民产，不是顺人心、合天意之行。应该罢修寺观，减少每年购买木材的数量，以减少多年的财政亏欠。”又说：“受到太后恩幸的人大多由内宫降旨授官，不是太平之政。”

仲淹的建议虽然没有得到实施，但宋仁宗认为，仲淹是忠臣。

宋仁宗

明道二年（1033），刘娥去世，宋仁宗亲政，召仲淹入朝，任命仲淹为“右司谏”。其时向宋仁宗上书言事者多揭露刘娥活着时所做不好的事，仲淹向宋仁宗进言：“太后受先帝遗意，调护陛下十余年，应该忽略其小过，以成全太后之德。”

宋仁宗为之下诏，指示朝堂内外，不要随意议论太后垂帘时候的事。

刘娥临终，曾留遗诏，以宋真宗的妃子“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参与决策军国大事。仲淹向宋仁宗进言说：“太后，是皇帝母亲的名号，自古没有因保育皇帝而代立为太后的。现在一位太后驾崩，又立一太后，天下将猜疑陛下不可一日没有母后的辅助了。”

当年出现严重的蝗、旱灾情，江南、淮水沿岸、京东地区尤其严重。仲淹请求宋仁宗派使者考察灾情，但宋仁宗未予答复。

仲淹找机会对宋仁宗说：“宫中半天不吃饭，会怎样？”

宋仁宗受到触动，命令仲淹出行安抚江、淮地区，仲淹在所到之处开仓赈济灾民，且禁止民间花费钱财祭祀国家规定之外的神祗，请奏宋仁宗停止征收庐（治今安徽合肥）、舒（治今安徽潜山）二州代替服劳役的“折役茶”、江东地区百姓购买食盐的“丁口盐钱”，且详细上奏了整治政事弊端的“救弊十事”。

冬天，宋仁宗皇后郭皇后因与宋仁宗宠爱的尚、杨二妃发生争执，郭皇后怒打尚妃耳光，误伤宋仁宗，挠破了宋仁宗脖子，宋仁宗本就不喜欢郭皇后，借机提出废黜郭皇后，与之离婚。

仲淹坚决反对宋太宗废后，率谏官、御史到禁宫的传达部门“閤门”谏争，但没得到宋仁宗的回答，更没见到宋仁宗。

众人商定，第二天朝会之后，将留下百官，请求宰相在朝堂之上极力谏诤。但第二天上朝，仲淹刚到等候朝会召开的休息室“待漏院”，就有宋仁宗的诏书传出：仲淹离开朝堂，出任睦州（治今杭州淳安）知州。

一年多后，仲淹由睦州改任徙苏州（治今江苏苏州）。当年苏州发大水，百姓得到田土不能耕种，仲淹决定招募人工，疏浚五条河流，导入太湖，经太湖注入大海。但工程尚未完成，就改任明州（治今浙江宁波），苏州所属江南东路（治今江苏南京。《宋史》记“江南东路”为江南路，误。）长官“转运使”上奏宋仁宗，请求留任仲淹，待工程完成后再离开，宋仁宗批准。

景祐二年（1035），仲淹升官职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宋仁宗召仲淹还朝，任他为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长官“判国子监”，再升官职为“吏部员外郎”，实任开封府知府“权知开封府”。

当时吕夷简为首相，执掌朝政，新近提拔的官员大多出于他的门下。仲淹向宋仁宗进献了一幅《百官图》，指着百官的高低次序对宋仁宗说：“如此为按序升迁，如此为不按次序；如此则公平，如此则是循私。何况进退近臣，凡破格提拔，不宜全都委托给宰相。”

吕夷简知道后很不高兴。

之后的一天，宋仁宗与仲淹等谈论建都之事，仲淹说：“洛阳据险坚固，而汴梁为四战之地，太平时期宜于建都汴梁，有事，则必建都洛阳。应当在洛阳逐渐增加储蓄，修缮宫室。”

宋仁宗问吕夷简的看法，吕夷简说：“这是仲淹不切实际、事理之论。”

仲淹听了吕夷简的话，写了《四论》奏章，上奏宋仁宗，大抵为讥讽时政之论，且说：“汉成帝信用张禹，对舅舅家没有戒心，结果发生了王莽篡国之祸。臣担心今日也有张禹，坏陛下家法。“

吕夷简对仲淹的话非常愤怒，向宋仁宗控诉仲淹：“仲淹离间陛下君臣，而他所引用的官员，都是‘朋党’。”

仲淹对宋仁宗的进言因之更加激切，被罢免职务，再次离开朝堂，出任饶州（治今江西鄱阳）知州。

谏官、“殿中侍御史”韩渎迎合吕夷简的旨意，请求宋仁宗将与仲淹友好、有相同看法的“朋党”罗列名单，贴在朝堂。

秘书省官员“秘书丞”余靖向宋仁宗上言：“仲淹以一言触怒宰相，就急急加以贬谪放逐；而仲淹以前进言关于陛下母子夫妇之间之事，陛下曾宽待、包容。臣请求追回、改变这次对仲淹的任命。”

官员“太子中允”尹洙则向宋仁宗报告，自己与仲淹亦师亦友，且仲淹曾举荐自己，请求与仲淹一同降职、贬黜。

“馆阁校勘”欧阳修则认为“谏院”长官“知谏院”高若讷身为谏官之长，却对仲淹、尹洙被贬坐视不言，给高若讷写信，痛斥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非君子”。

高若讷读了信忿怒异常，将信上报给宋仁宗。

结果，仲淹、尹洙、欧阳修三人一同被贬。

第二年，吕夷简也被罢职。

但从此，朝堂之上所谓“朋党”之论开始兴起。

仲淹离开朝堂，士大夫却不停为他辩论、举荐他。宋仁宗对继任宰相张士逊说：“以前贬仲淹，是缘于他因朕无子，曾秘密请求朕立皇太弟。现在他的‘朋党’这样称赞、举荐他，怎么办？”

其后，宋仁宗再次下诏，告诫仲淹及其“朋党”。

仲淹在饶州任职年余，改任润州（治今江苏镇江市润州区），又改越州（治今浙江绍兴）。

宝元元年（1038），原称臣于宋的西北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反叛宋朝。宋仁宗召仲淹回朝，升官职为“天章阁待制”，实任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知军，改任陕西路（治今陕西西安）都转运使。

其时朝臣夏竦任陕西路经略安抚、招讨使，朝廷升仲淹官职为“龙图阁直学士”，实任副使。

当年吕夷简再次入相，宋仁宗召仲淹回朝，告谕他与吕夷简化解矛盾。仲淹给宋仁宗叩头说：“臣以前争论的国家事，跟吕夷简没有个人矛盾。”

李元昊建立西夏后大举进攻宋朝，延州（治今陕西延安）所辖各军寨大多失守，仲淹向宋仁宗自请前往延州，朝廷升他的官职为“户部郎中”，实任陕西路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延州知州。

此前，宋仁宗曾下诏边疆部队分部驻守：每一名“总管”率领一万人，“钤辖”率领五千人，“都监”率领三千人；敌人来攻，则官位低者先出迎战。

仲淹说：“将不择人，以官大官小分先后，是取败之道。”于是在延州举行大规模阅兵，选得可用之兵一万八千人，分为六部，令每名将领各率三千人，分部训练，根据敌人多寡，轮番御敌。

其时塞门、承平等军寨荒废，仲淹采用名将种世衡的计策，在敌人来犯的要冲修筑了青涧城，且大兴营田，准许边民与党项族做买卖，以通有无；又认为百姓从远地输送军需劳苦，请求宋仁宗将鄜城县（在今陕西洛川境内）升格为“军”，驻军所需由河中府、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华州（治今陕西华县）将中下等户的租税就近输送，春夏两季部队到三地吃粮，可省十分之三的军粮，其他减省尚不在其内。

宋仁宗下诏，改以鄜城县为“康定军”。

次年正月，宋仁宗下诏，命令西北各路进讨西夏，仲淹上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军暴露于荒野，不如等春天再深入进讨，那时敌人马瘦人饥，形势更容易控制。而且那时候边备逐渐修整，军队出发纪律更加严肃，敌人虽然猖獗，气势也能更加受到威慑。

鄜（治今陕西富县）、延二密迩灵（治今宁夏吴忠）、夏（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二州，是西夏必由之地。现在宜于按兵不动，以观其变，且准许臣稍稍以恩信招徕其人。不然，情意阻绝，臣担心休兵无期。

若臣的计策没有效果，则当举兵先取绥（治今陕西绥德）、宥（治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城川古城）二州，据守要害，屯兵营田，坚持持久，则茶山（今址不详）、横山（位于陕西省北部、榆林市中部偏西，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百姓，必会带领族人投归于我。

拓疆御寇，此为上策。”

宋仁宗全部采用了仲淹的建议。

仲淹又请求修筑承平（在今陕西子洲县南）、永平（今陕西延川县西北永坪镇）等军寨，稍微招还了流亡百姓，设定了用于战守的土城，通达侦察讯息，修筑了十二座军寨，于是少数族与汉民，相互跟随重归旧业。

时间长了，李元昊送回被俘的宋将高延德，借机与仲淹约和，仲淹写信戒喻了他。

但其时恰逢宋将任福在好水川（在今宁夏隆德西北）大败于西夏，李元昊给仲淹的回信中有对宋仁宗不敬的话，仲淹当着李元昊派来的使者烧掉了信，写了录本奏报朝廷。

但仲淹烧信，却惹来了麻烦。朝中大臣认为，仲淹不应与李元昊通信，又不应烧掉李元昊的回信，参知政事宋庠请求宋仁宗斩仲淹，宋仁宗不听，只降仲淹的官职为“户部员外郎”，实任耀州（治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知州，改任庆州（治今甘肃庆阳），再升官职为“左司郎中”，实任环庆路（治庆州）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

起初李元昊反叛的时候，暗中引诱所属的少数族帮助，环庆路少数族酋长六百余人与李元昊约定，为他做向导，事情不久泄露。

因为这些人反复无常，仲淹到任环庆路后，即上奏宋仁宗，请求到边境巡视，得到宋仁宗批准后，携带宋仁宗的诏书，犒赏各少数族部落首领，检阅其人马，与之立了条约：“若宋人与少数族人有仇，已经双方官员判决、和解，却私下报仇及伤人，罚羊百、马二，杀死对方的判斩；双方负债争讼，准许告官审理，如果因之绑架平民为人质，罚羊五十、马一；西夏马进入双方境界，官府召集少数族百姓追捉，百姓不随本族人参加，每户罚羊二，拘押其首领，西夏军大举入侵，各部落老幼入保本寨，官府给发食品，不入，本家罚羊二，全部落不至，拘押其首领。”

各少数族全都接受命令，从此开始为汉人所用。

其后朝廷想改任仲淹为邠州观察使，但仲淹给宋仁宗上表说：“观察使上朝排班在待制之下，臣守边数年，少数族人颇亲爱臣，称呼臣为‘龙图老子’，现在却退而与王兴、朱观为伍，担心受到西夏的轻视。”辞谢不赴新职。

庆州西北有“马铺寨”，正当后桥川（今二将川，位于庆阳市华池县林镇乡，赵拐沟至刘坪村长约20里的川道）口，在西夏腹地。

仲淹想在这里筑城，揣度如果公然筑城，西夏必来争夺，先秘密派儿子范纯佑与少数族将领“蕃将”赵明先占据其地，自己率军在后跟随。

仲淹率军出发，部下将领不知向何处行军，行至柔远寨（今甘肃华池），仲淹才明令进军后桥川口，到达范纯仁等占据的地方，用来筑城的木板等已全部备好，仅用十天，就完成了筑城，后命名为“大顺城”。

这时西夏才发觉仲淹筑城，派三万骑兵来攻，却稍一作战后佯装败退。仲淹告戒不要追击敌人，稍后果然有现，西夏设有埋伏。

大顺城筑成，驻守庆州东北百五十里白豹寨、金汤寨的西夏军都不敢来犯，环庆路自此敌寇入侵更加减少。

少数族明珠、灭臧部落有强兵数万，仲淹听闻泾原路（治渭州，今甘肃平凉）想进兵袭讨，向宋仁宗上言：“二族道路险阻，不可攻，此前高继嵩已经战败损失部队；其平时且对我怀有猜疑，现在征讨他们，其必与西夏相勾结，南入原州（治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西扰镇戎军（治今固原），东侵环州（治今甘肃环县），边境之患，不可止息。若北取细腰寨（在今山西宁武西南九十里细腰村）、胡芦泉（在今甘肃环县西）等地为堡障，切断西夏道路，则二族安定，而环州、镇戎道路贯通，可以无忧。”

其后，宋军修筑了细腰、胡芦等寨。

庆历二年（1042），宋将葛怀敏在定川寨被西夏大败，西夏大规模掳掠至潘原（在进甘肃平凉市崆峒区四十里铺镇曹湾村、芦寨村），陕西关中地区震动、惊恐，百姓大多逃窜到山谷中。

仲淹率众六千，由邠州、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北）赶往救援，途中听闻西夏军已退出塞外回军。

起始定川寨战败奏报朝廷，宋仁宗指着地图对身边人说：“若仲淹出援，我就不用担忧了！”后仲淹的奏报到达朝廷，宋仁宗大喜，说道：“我就知道仲淹可用啊！”升仲淹的官职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实任鄜延路（治延州）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

仲淹以军出无功为由，辞谢不敢受命，宋仁宗下诏不许。

其时朝廷以任命名臣文彦博为泾原路经略使，宋仁宗又觉得泾原路刚刚受过创伤，想对调仲淹与文彦博，派使臣王怀德前去向仲淹说明。

仲淹辞谢说：“泾原地重，恐怕臣不足当此路。臣可与韩琦共同经略泾原路，一并驻地泾州，韩琦兼领秦凤路（治秦州，今甘肃天水），臣兼领环庆路。一旦泾原路有警报，臣与韩琦合秦凤、环庆之兵，掎角而进；若秦凤、环庆路有警，也可率驻泾原路部队为援。

臣当与韩琦练兵选将，逐渐收复横山，断西夏臂膀，不数年间，有望平定。

希望陛下下诏，由延州知州庞籍兼领环庆路，以成首尾之势；将秦州托付文彦博，庆川（《宋史》此处疑误，当为庆州）用滕宗谅总领，孙沔也可办好。至于渭州，派一武将统领足矣。”

宋仁宗采用了仲淹的进言，设置了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分别以仲淹、韩琦、庞籍担任；仲淹、韩琦开府泾州，文彦博、滕宗谅、武将张亢分别为秦、庆、渭州统帅。

仲淹作为军事将领，号令明白，关爱体恤军兵，各少数族首领到来，推心置腹予以接待，毫不猜疑，所以西夏不敢侵犯其辖境。

庆历三年（1043），实力受挫的李元昊向宋朝请和，宋仁宗召仲淹回朝，任国家最高军政机构枢密院副长官“枢密副使”。

参知政事王举正怯懦沉默，不承担职责，谏官欧阳修等向宋仁宗进言，称仲淹有宰相之材，请求罢免王举正，改用仲淹，宋仁宗任命仲淹为参知政事。

仲淹说：“执政之官可以由谏官而得吗？”坚决辞谢，提出希望与韩琦巡视边境。宋仁宗改任他为陕西路宣抚使。未及成行，又任他参知政事。

其时恰逢造反的王伦率部流窜淮南地区，当地有州县官不能守护辖境，朝廷准备将其审查诛杀。仲淹说：“平时讳言武备，强盗到了却让守臣专负以死尽职之责，怎么可以？”知州、县令都因之获救。

此时宋仁宗正锐意进取，希望建设太平盛世，数次问仲淹当世之事，仲淹对人说：“圣上用我，达到至高了，但事有先后，长期安定之弊，非一朝一夕可以革除啊！”

宋仁宗两次赐予仲淹手诏，又为他打开收藏宋真宗作品的“天章阁”，召见中书门下省、枢密院“二府”大臣，要求逐条详细奏报施政要务。仲淹诚惶诚恐，退朝后写了奏章，上奏宋仁宗，内容有认为需要办理的十件事：

一曰明黜陟。二府官员非有大功大善者不予升迁，朝堂内外官员须在职满三年，在京各部门非经科举考试而授职的官员，须任满五年，才能参加考核，这样，考核官员政绩的制度或可称完备。

二曰抑侥幸。停止各部门副职“少卿”、正职“监”以上官员在圣上四月十四生日“乾元节”享受报请朝廷给自己的子孙等人授官的恩泽；各部门郎官以下如场监、边境地区官员，须在职满二年，才能以“恩荫”申请子孙授官；大臣不得举荐子弟担任馆阁职务，这样，封荫官员子弟的制度或可没有冗多、杂滥。

三曰精贡举。进士、诸科请停止“糊名法”，参加考试的举子行迹没有缺憾，方可奏报名姓；进士科考试先考策论，后考诗赋，其他各科录用兼通经义者；赐进士及第以上考中者，均由陛下下诏裁定录取，其余得“优等”者不用经过吏部再行考选，考中即授官，其他按成绩高下按本科成绩选用任职。这样，进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责实。

四曰择长官。委托中书门下省、枢密院先选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亲王等担任长官的州知州，其次委托翰林学士、知制诰“两制”官员、三司、御史台、开封府官、各路监司举荐知州、通判，知州、通判举荐知县、县令，限定其人数，以举主多者由中书门下省选任。这样，刺史、县令，可以得到合适的人才。

五曰均公田。地方官员俸禄不均，何以求其尽职尽责？请均衡发放其俸禄，使其有适当收入奉养自己，然后可以要求其廉洁、有操守，而违法者可诛除、弃用。

六曰厚农桑。每岁预先指示各路，引导官民进言农田利害，需修治的堤堰渠塘，州县选官整治。制定鼓励发展农业、增收税赋之法，以兴办对农业有利之事，减省漕运。这样，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荒废者可以振兴。

七曰修武备。参照、量度“府兵法”，招募近京地区的强壮百姓为京城卫士，以辅助正规部队；一年中三季务农，一季教战，以节省军需费用。近京地区取得成绩，形成制度，则各路都可施行。

八曰推恩信。圣上的命令下达，要求施行，主管部门拖延、违反，按法律从重处罚，且另派使臣巡视施行情况。这样，各地就没有不落实圣上的恩泽的。

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昭示信用，推行未久，旋即更改，则官民无所信。请命令行政官员共同审议可以长期实行者，删去烦冗，裁定为圣上的诏命，向下施行。这样，圣上的命令不至于屡屡变更。

十曰减徭役。天下户口减少而需要供养的官员、事业越来越多，将户数少的县减省为镇，将各州府的防御使、团练使“两院”合而为一，职官所用的差役代以州兵，不应担当差役的人全部回家务农。这样，百姓就没有双重困扰之忧。

　　宋仁宗此时正信任、心向仲淹，全部采用了仲淹的建议，适于定为法令的，都颁发以诏书，统一下发全国实行；只有“府兵法”，因众臣以为不可，没有施行。

仲淹又建言：“周朝制度，三公分兼六官之职，汉朝以三公分领六卿，唐朝以宰相分别任六曹长官。现今的中书门下省，是古代的‘天官’‘冢宰’，枢密院，是古代的‘夏官’‘司马’；这四个官职散在各有关部门，无三公兼领之重。而二府掌官员的选拔任用，依资历官级，议定赏罚，只是检选、使用有关条例而已，上非三公在朝堂之上坐而论道之任，下无六卿辅佐国君之职，不是治政之法。

臣请求仿效前代，以三司、司农寺、审官院、吏部选拨官员的部门“流内铨”、圣上侍卫机构“三班院”、国子监、太常寺、刑部、审刑院、大理寺、养马机构“群牧司”、禁军“殿前马步军司”，各派辅政大臣兼领其事。举凡官吏升降、刑法重轻、事有利害者，一并由辅政大臣定夺是否施行；事体大者，二府开会商议后，奏请圣上裁定。臣请求自领军队、租赋之职，如果于国家无补，请先贬黜降职。”

但宰相章得象等都说“不可”。

过了很长时间，宋仁宗命参知政事贾昌朝领农田建设事务，仲淹领刑法事务，最终却都没有实行。

当初仲淹因触怒吕夷简，被放逐数年，士大夫各持二人曲直，交相指对方为“朋党”。及至陕西用兵，宋仁宗认为仲淹为众人瞩望所在，提拔任用了他。

其后吕夷简罢相，宋仁宗召仲淹还朝，倚重他治理朝政，朝堂内外都向往仲淹建立功业。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侥幸、冗滥官员，考核官吏，日夜谋划、思虑如何兴致太平。

然而，仲淹更改旧政急进，规划阔大，议论的人认为不可行。后仲淹派出“按察使”到地方巡视、督导新的政令实施情况，按察使对地方官员多有弹劾，人们内心不高兴；而自从因“恩荫”为官员子弟授官的数量减少，考核官员的制度严密，求分外之利的人没了便利。

于是毁谤仲淹的言论稍开始出现，而仲淹信用“朋党”的议论逐渐传到了宋仁宗耳中。

四年正月，边疆有警报，仲淹与枢密副使富弼向宋仁宗请求前往巡视。宋仁宗批准，任命仲淹为河东路（治太原，今山西太原）、陕西路宣抚使，赐予他黄金百两，但仲淹将黄金悉数分给了守边将领。

此时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县北）新遭西夏大规模侵犯，向宋仁宗上言的人大多请求放弃麟州，仲淹到任后，修整了麟州旧有的军寨，招还流亡百姓三千余户，免除了百姓的租税，停止了酒专卖，又奏请宋仁宗，免除了府州（治今陕西府谷）的商税，黄河以西、以南地区得以安定。

但当仲淹离开朝堂，攻击他的人对他的攻击更加急剧，仲淹也自请辞去参知政事职务。

五年正月，宋仁宗命仲淹以“资政殿学士”官职实任陕西四路安抚使、邠州知州。

仲淹在中书门下省所施行的政事，则稍稍停止。

庆历新政

十一月，仲淹患病，请求转任邓州（治今河南邓县）知州，宋仁宗批准，升他的官职为“给事中”。

八年，仲淹改任荆南府（治今湖北荆州）知府，邓州百姓遮道拦住朝廷宣布任命的使者，请求仲淹留任，仲淹也希望留在邓州，宋仁宗批准。

不久，仲淹改任杭州（治今浙江杭州）知州，再升官职为“户部侍郎”，改任青州（治今山东青州）知州。

其时仲淹已经病得很重，请求改任颍州（治今安徽阜阳市颍州区），宋仁宗批准。但仲淹转行，未至颍州即去世，享年64岁。

朝廷赠予仲淹“兵部尚书”荣誉职衔，谥号“文正”。

起初仲淹生病，宋仁宗经常派使者赐药探望，仲淹去世，宋仁宗叹息、哀悼了很长时间，又派使者道他家慰问其家人。仲淹入葬之后，宋仁宗亲自为其墓碑题写了碑额“褒贤之碑。”

本传最后记，仲淹性情内刚外和，极为孝顺，因为母亲在世的时候贫穷，后来虽得高位，只在招待宾客时才吃两道肉菜，妻、子穿衣吃饭，仅能温饱；但仲淹好施予，在苏州家乡购置田亩，设置“义庄”，以赡养族人；泛爱乐善，一时文士多出其门下，虽下里巴人，也能念起他的名字。

仲淹去世之日，各地听到消息的人都为之叹息，行政崇尚忠厚，所到之处都有恩泽，邠、庆二州的百姓与辖地的少数族人都画了他的像，立“生祠”拜谒，及至去世，数百名少数族部落首领像哭自己的父亲一样，为他吃斋三日才离去。

《宋史》传后之“论”说，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仲淹刚入仕，就给宰相写信，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尽行其言。诸葛孔明草庐始见蜀汉先主刘备数语，生平事业备见于是。豪杰自知之深刻、明白，都是这样吗！考察仲淹当朝，虽不能长久，但先忧后乐之志，海内固已相信他有宏大坚毅之器，足以担当这样的责任，而探究其所期望的作为，怎会比古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