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相三朝立二帝”的北宋名相

韩琦墓标志碑

于是，这位在地下沉睡了930年的大宋宰相，为了南水北调工程，离开了被称为“丰安茔”的韩氏祖茔，迁入国家特为他新辟的韩琦陵园，这个“县保”单位终于享受到了“国保”待遇。

2009年4月至2010年12月，文物部门对韩琦家族墓地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大型拜殿遗址1处，宋代砖、石室墓9座，出土了一批有价值的文物。2009年，《韩琦墓志铭》出土，成为考古发掘的一大成果。《韩琦墓志铭》重约3吨，1.55米见方，6000余字，被称为“墓志铭之冠”。在此之前，宋拓本《韩琦墓志铭》是三峡（重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而今《韩琦墓志铭》原石重见天日，其价值与一纸拓本自不可同日而语。2010年，《韩治墓志铭》亦被发现。韩治是韩琦长子韩忠彦之长子，以“中大夫知相州军州事”，死于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这一年，22岁的岳飞在韩家打工，是韩治门下佃客。

堂堂大宋三朝名相韩琦墓，长期以来仅被作为“安阳市郊区文物保护单位”对待，规格实则太低。不是他不够优秀，不够资格，实在是大宋王朝“名星”太多；加上安阳曾为殷商古都，地上名胜星罗，地下古迹棋布，韩琦墓偏居乡间一隅，没被太当回事。要知道，与韩琦同时代的欧阳修、范仲淹、“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等均葬在河南，其陵墓可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韩琦墓若是同等级别，南水北调干渠就只能给他“让路”啦。随着韩琦墓整体搬迁，升级“国保”，一批价值极高的文物被发掘出土，这位位高权重的大宋宰相又高调亮相，重回人们视野。

韩琦（1008年—1075年），相州安阳（今河南省安阳县）人，其父韩国华，历任监察御史、兵部员外郎、左谏议大夫等职。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弱冠之年的韩琦考中进士，名列第二，初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后入直集贤院授任监左藏库，即管理朝中金库。尽管职位太低，但韩琦并无怨言，尽职尽责，安心工作，建立了领取金币的规章制度，为人称道。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调任开封府推官，官至五品。景祐三年（1036年）八月，拜右司谏，进入大宋中枢。在谏官任上，韩琦敢于直谏诤言，前后给皇帝写了70多篇奏疏，建议朝廷“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奸侯”，多被朝廷采纳。当朝宰相王曾称韩琦的建言“切而不迂”。尤其是景祐五年（1038年），刚过而立之年的韩琦干了一件震惊天下的大事。据《宋史·韩琦传》记载：当时灾异频发，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韩琦为此直言上书，痛陈4人庸碌，宋朝80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使4人同日被罢去正副相职，即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韩琦因此名满京师。仁宗帝借机整顿朝纲，裁撤虚职，减省冗费，提拔能吏，一大批干才能吏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出，相继走进大宋朝政治、文化中心。随着精英人才的勃兴和“言者无罪”制度的构建，政通人和，云蒸霞蔚的“仁宗盛世”拉开了大幕。

安阳韩王庙大殿

景祐五年（1038年)，原臣服于宋朝的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并屡次率兵侵犯北宋边境。宋军由于指挥无方，三次战役都被打败，造成西北防线崩溃，陕西危在旦夕。康定元年（1040年）韩琦被任为陕西安抚副使，后为安抚使，兼秦、风经略安抚招讨使。在边关急需能臣之际，韩琦向仁宗皇帝极力推荐范仲淹，使范仲淹由“知越州”（绍兴）改知陕西永兴军、陕西转运使，二人协助夏竦共同经略西北边务，指挥西北战场。范仲淹大韩琦19岁，韩琦既是他的“粉丝”，又是他的“伯乐”。二人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了新的战略部署，整编军队，革除陋习，积极练兵，量敌出兵，让部队轮流休整，保证了军队持久的战斗力，打了不少胜仗，遏制住了西夏军队的凶焰，使西线边防很快安定下来。韩琦和范仲淹在主持西北军务中，虽在局部防线以“攻”为主还是以“防”为主上有过分歧，但总体上配合默契，御敌有方，时人以“韩范”称之，赞誉曰：“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

边境形势稍趋缓和后，韩琦与范仲淹于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此时，朝中官僚机构重叠庞杂，官吏剧增，官员素质及办事效率低劣。在内忧外患中，吏治问题已成为宋仁宗面临的严重问题。因此，密诏韩琦曰：“卿孤立无人援荐，独朕知之，行召卿矣。”同年农历九月初三，仁宗帝在天章阁召集重臣咨访当世急务，即宋史有名的“天章阁问策”。众人各有奏表，其中以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和韩琦提出的“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八项改革措施为人所熟知。这些措施很快以诏令的形式颁发全国施行，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历新政”。在实施新政的同时，一些守旧昏庸的官僚被免职，组成了以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欧阳修、王素、蔡襄等人为主要成员的新的领导集团，“一时朝野欢欣，至酌酒相庆” 。

自古至今的改革都伴随着与守旧思想和派系的斗争。推行一年多的“庆历新政”，对抑制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也直接触及贵族官僚的利益，受到权贵的竭力反对，朝中守旧派也进行阻挠和攻击，诬告改革派在朝中专权，私结朋党。致使宋仁宗对改革产生动摇，先后把范仲淹、杜衍、富弼贬谪地方。韩琦上书仁宗，恳切陈词，要继续坚持改革，仁宗不予理睬。最后，他也只好自请贬职补外，于庆历五年（1045年）三月出知扬州。

此后10年间，韩琦先后知扬州、郓州（今山东东平）、真定（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州）、并州（山西太原），同时兼安抚使、节度使等武备重任。每到一地，他都以治国安邦为己任，上马治军，下马安民，治军有方，理民得法。定州与辽国接壤，系河北重镇，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严明军纪，有罪者诛杀，以死攻战者重赏，接着强化整训，很快使定州军“精劲冠河朔”。定州有座废亭，韩琦将其扩建为“阅古堂”，“择贤守良将事迹凡六十例，绘于堂之左右壁”。他常面对古圣先贤，检讨自己的不足，激励自己的斗志，慷慨发誓：“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富弼闻之，作《定州阅古堂》四言诗相赠，诗序云：“天下十八道，惟河北最重。河北三十六州郡，就其中又析大名府、定州、正定府、高阳关为四路，惟定州最重。定为一路治所，实天下要重之最。知是州者兼本路兵马都部署。居则治民，出则治兵，非文武才全望倾于时者，不能安疆场，屏王室也。”范仲淹亦作《阅古堂》长诗颂唱韩琦：“中山天下重，韩公兹镇临，堂上绘昔贤，阅古以做今……”在任武康节度使与知并州期间，韩琦多次率兵驱逐契丹人，夺回被侵占的土地，立石为界，派兵驻守。还在边境垦田九千六百顷之多，不仅解决了戍边军队的粮食问题，还赈济了部分饥民。

韩琦的这些民望政绩，宋仁宗看在眼里，认定其为可倚重的股肱之臣。在知并州期间，韩琦因劳累而积弱多病，遍请名医总不见好转。仁宗闻讯，下诏让太医齐士明前往太原探视韩琦。但太医院反对这一决定，理由是齐士明医术举世无双，并州距京师遥远，其间皇上有疾，恐怕不便。仁宗怒斥：“韩琦乃重臣耳！”当即下令，让自己信任的“监御厨内臣”窦昭齐与齐士明一起，火速赶往太原。齐士明一番诊断，认为韩琦病在多年劳累过度，只有精心调养，方可慢慢好转。并州冬天太过寒冷，建议他换一个地方。由此引发韩琦思乡之情，上奏请求返乡疗疾。宋朝一向是禁止官员在本乡任职的，但宋仁宗特别恩准。至和二年（1055年）二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身份改知相州（今河南安阳）。

安阳为殷商古都，地处太行山与华北平原交汇处，山河秀丽 ，气候适宜。辗转了大半个中国，终日为国事殚精竭虑的韩琦一回到故乡怀抱，病就好了大半。他位高权重，圣眷正隆，政务自然一呼百应，不仅干了不少泽惠民生的好事，还为故乡留下了一篇锦绣文章，一件稀世珍宝，一段文坛佳话。

韩琦居相州府衙时，见后面花园很美，就是小了点。于是请来能工巧匠，将花园扩建了一番，改建为“康乐园”。园中新建一堂，冠名“昼锦堂”，请欧阳修“作文以记之”。

“昼锦”的故事源自西楚霸王项羽。《汉书.项籍传》记载，项羽攻下咸阳后，谋士劝他驻守咸阳重地，而他却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结果，本可大有作为的项羽，陷于追求“锦衣还乡”的荣耀之中，舍弃战略要地，白白丧失了成就霸业的良机。韩琦反其意而取堂名，表明自己为百姓谋福，为国家建功，不追求万世流芳的志向。欧阳修不愧为大文学家，见堂名即知韩公之意，一番思索后，一气呵成《相州昼锦堂记》这篇命题作文。文中写道：“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而韩琦则不然，“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作者用苏秦、朱买臣等炫耀富贵的庸俗行为作陪衬，盛赞韩琦不以夸耀富贵为荣，反而引以为戒的行为，告诫人们不要“夸一时而荣一乡”，而当以“衣锦昼行为戒”，以 “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 为志，进而“耀后世而垂无穷”。在写韩琦功德能力和处事风格时，作者道其：“出将入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巨矣！”称颂韩琦不论身处顺境、逆境，节操不变如一，每遇到重大事件，决断大的主张，他垂着衣带，拿着笏板，不动声色，却能把天下治理得像泰山一样安稳，真可以称得上关系国家安危的大臣了。寥寥数语，韩琦的地位与形象跃然纸上。

滕子京请范仲淹为岳阳楼作记，画了张草图送到邓州，范仲淹凭图遥想，借景抒情，写出了辉映千秋的《岳阳楼记》；韩琦只说了一个堂名，欧阳修就写出这篇结构严谨，语言明快，寓意深远，脍炙人口的千古雄文，大宋朝两位顶尖文豪的胸襟与才华，实在令人叹服！《昼锦堂记》传出，一时名重天下，被誉为“天下文章，莫大乎是”。后由太子宾客知相州赵良规立石，镌刻成《昼锦堂记碑》。碑高2.73米、宽1.25米、厚0.26米、圆首、方座。正面为欧阳修撰写的《昼锦堂记》，由蔡襄书丹，邵必篆额，碑阴又刻有司马光撰文的“北京韩魏公祠堂记”。欧阳修、蔡襄、邵必、司马光都是当时顶级的文学家、书法家，因而此碑被称之为“四绝碑”，亦称有宋“第一碑”。

《昼锦堂记碑》原碑刻于宋治平二年，己佚。现存于碑亭的石碑是元代至元年间重刻的。碑亭外有依原样复制的《昼锦堂记碑》供游人观赏

嘉祐元年（1056年）秋，一代战将狄青因受文人集团排挤，被免去枢密使之职，出知陈州。宋仁宗再诏韩琦入京，接任枢密使，1058年又改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从此，韩琦进入了北宋王朝的最高权力中心，开始了10年的宰相生涯。

韩琦拜相不久，就在天家皇位的传承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仁宗当时已经46岁，当了33年皇帝，还未立储。他有过不少孩子，只是儿子生一个死一个，女儿生三个死掉俩。皇位没有继承人，对大宋江山的稳定十分不利，大臣们纷纷请求早点确立太子，仁宗一直没有下决心。后来，仁宗问韩琦，皇后抚养的两个宗室的孩子，哪个更合适？对于皇帝抛来的这个问题，韩琦拒绝回答 ，表示这是官家私事，自己一个做臣子的，不可以妄加议论，要仁宗自己作决定。仁宗见韩琦没有出主意，便吐露自己的想法，问他赵宗实（赵曙）怎么样？韩琦当即满口赞成。这就是韩琦的智慧，知进退，守本分，什么时候该说什么，分寸拿捏得极准。储君既定，君臣共乐，仁宗“独召宰相韩琦至榻前，酌鹿胎酒(大宋宫中名酒)一大杯，琦一举而尽”。

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不治而亡，韩琦果断而周密地安排了祭奠礼仪和皇子继位等重大事宜，扶立宋英宗登上皇位，确保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国家政权的正常交接。英宗守孝期间，不方便处理政务，便命韩琦处理决断。韩琦拒绝了，请曹太后垂帘听政。没过多久，英宗忽然生病，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举止失常，语无伦次，有时还打骂内侍。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精神分裂症。内都知任守忠趁机挑拨离间太后和皇上，两宫关系一度甚为紧张，曹太后甚至想要废掉英宗。韩琦为协调英宗与太后的矛盾，费尽心机，苦口婆心地作工作，最终使两宫言归于好，避免了一场宫廷内乱，第二年，英宗的病好了，大臣都希望太后还政，但谁也不敢出这个头。这时，韩琦出招了。有一天朝堂议事，韩琦特意请英宗裁决了很多政务，等英宗裁决好了，韩琦就上奏太后，夸英宗英明，裁决的政务都合情合理。太后一时没明白韩琦的意思，也跟着夸英宗。韩琦趁机说，既然皇上这么能干，又有太后听政辅助，自己可以安心地退休了，说完就下跪叩头，请太后恩准他辞官还乡。太后这时才会意，说要走也是自己走，而不是宰相走。哪知韩琦毫不客气，问太后何时撤帘？曹太后一气之下起身说：“您现在就撤吧”。韩琦立刻大声喊道：“太后已经下旨撤帘，銮仪司还不遵行乎？”就这样，太后撤帘，英宗亲政，一件本来很复杂的事情当堂办成。紧接着，韩琦与欧阳修、司马光等联名上疏，将离间两宫关系，几乎祸起萧墙的大内总管、内都知任守忠流放，天下无不称快。在这件涉及全局的天下大事上，韩琦把握全局，沉着应变，机智果断，干脆利索地消除了内患，稳定了朝政，维护了国家安定，显示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定策的智慧与才能。宋英宗因此对韩琦极为倚重，拜仆射，封魏国公。

英宗身体不好，继位不过五年就病重了。为确保大宋政局稳定，韩琦在英宗意识清醒时，果敢地请他亲笔写下册立颍王顼为皇太子的诰命。宋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驾崩，神宗赵顼顺利即位。神宗手书“佐命元老，两朝顾托”赠韩琦，同时加授司空兼侍中的高爵，开宋朝封官加爵之先河。

熙宁元年（1068年）,韩琦已连续担任宰相三朝十载，他自知年高力衰，再继相位恐于朝廷社稷不利，再三请求辞相。宋神宗批准韩琦辞相还乡，但仍以司空兼侍中判相州。

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六月，韩琦逝世于相州官邸，终年68岁。宋神宗“发哀苑中，哭之恸。辍朝三日，赐银三千两，绢三千匹，发两河卒为治冢，赠尚书令，溢曰忠献，配享英宗庙庭”。神宗要求以先皇先帝安葬宰相的隆重礼仪厚葬韩琦，并御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赐予韩琦，称其为“全德老臣”。在宋徽宗时，又封赠韩琦为魏郡王，可谓显赫隆重之至。

韩琦为相十载、辅三朝、立二帝、镇边关、知诸州、理朝纲，安抚于天下四方，运筹于宫室庙堂，屡次临危处乱，化社稷危机于无形，为“仁宗盛世”的形成和北宋中期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体恤民情，忠君谋国，识见过人，胸襟广阔，礼贤下士，无论在朝中还是在地方，其政声民望都为人们所称颂。北宋王朝英才辈出，群星璀璨，在这个历史的星空中，韩琦的功勋和光辉，不逊于任何一位贤臣名相。

2009年出土的《韩琦墓志铭》

韩琦晚年，更加老成持重。史学界曾有人因韩琦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视韩琦为保守派，这是有失公允的。韩琦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由王安石主导变法，反对新法中某些看似“富国”，实则与民争利的条款。韩琦当年知扬州时，王安石刚进士及第，在他手下当差，任签书淮南判官，对王安石就有所了解。执任首辅多年，韩琦识人、用人更加眼光独到，深谋远虑。他深知治国不易，觉得王安石刚愎自用，无容人雅量，非宰相之才，不堪变法重任。《宋史.韩琦传》载：韩琦告老还乡陛辞时“神宗曰：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上（神宗）不答。”韩琦见阻止不了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就向神宗推荐了有宰相之才的韩绛。于是，王安石、韩绛双双拜相，共同主导变法，韩琦这才辞朝回相州。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韩琦的预言。正是王安石排除异己，远君子而近小人的性格缺陷，导致众叛亲离，变法失败。就连好友韩绛也不愿与之为伍，以病辞职。当年“庆历新政”搁浅，但主导变法者都是视天下为公，忧国忧民的栋梁之才，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等稍加调整，“新政”的很多措施落了地。这些人再登“庙堂之高”后，同心协力，推动国家走向了有宋一代的巅峰；王安石变法时，围在他身边的少有精英人才。相反，他留下的一群奸佞误国之辈，打着变法的旗号，将社会搞得乌烟瘴气，最后断送了北宋的大好江山。

作者孟庆国（左）与安阳文化学者扈起峰在韩王庙与昼锦堂考察

韩琦身后，其子孙几代相继为相。元祐年间，其长子韩忠彦出任枢密使，继其父执掌天下兵权。宋徽宗建中靖国初，又继登相位。南宋时期，韩琦曾孙韩侂胄担当宰相。就是在他的力主下，为岳飞彻底平反，并以岳飞为旗帜，立志挥师北上，恢复中原。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韩侂胃被求和派伏杀，函其首，送金请和。金章宗认为他忠勇可嘉，下诏封其为“忠缪侯”，将其首级归葬在韩琦墓下。大约在此时，韩琦六世孙韩显卿因避战乱到了海南，定居文昌，生息繁衍。到韩鸿翼一代时，家道中落，不得已将12岁的儿子韩教准过继给在美国经商的舅舅，改名宋嘉树，别名耀如。宋嘉树子女宋子文、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等，自然也是韩琦裔孙。

明代画家董其昌《昼锦堂图》

近千年来，韩琦家族的沉浮，与中国之命运休戚与共。如今，韩琦后裔80余万人，分布海内外，全世界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韩氏宗亲会”。多年来，常有韩氏后人从海内外和全球各地来安阳，到韩王庙祭拜祖先，认祖归宗。随着韩琦家族墓的搬迁，韩琦陵园的落成及昼锦堂等遗迹的修缮重建，韩琦，这位大宋王朝的勋臣名相将重新被人们所关注，与韩琦相关的人文遗迹，将为古都安阳的文旅发展，增添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