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案"是明朝开国以来第一个震惊朝野的谋反案件，案犯胡惟庸被定罪为“谋危社稷”处死，整个案件哄闹了十几年，前后诛杀了三万多人才宣告结束。

因天子震怒，稗官野史几乎少有人记录真相，以至于这段历史只有后来明末清初时经过钱谦益等人的多方考证整理，才勉强串联起来。

胡惟庸

有人说，胡惟庸的覆灭是朱元璋滥杀功臣的原因；有人说，胡惟庸的权力威胁到了朱元璋，被朱元璋猜忌而杀；也有人说，这时朱元璋忌惮所有功臣，为了保证后代子孙的江山社稷才对功臣集团痛下杀手。

种种猜测都归咎于朱元璋性格原因，却并没有重视相权与皇权纷争几千年，才在朱元璋时期形成定局这层背景。

胡惟庸案并不只是针对胡惟庸一人，它是对整个威胁皇权的政治人员的一种强制性剥离。

案件演化到后期，但凡是皇帝想要铲除的，都被戴上“胡党”的帽子。那么这些人究竟是无辜受牵连？还是真正死有余辜？

功勋前辈们为胡惟庸“铺路”

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在结合史料考证，“胡党案”的几个中心人物，除了胡惟庸以外剩下的几个都是淮西勋贵集团的人，其中分量最重的便是将胡惟庸提拔上来的李善长。

李善长不是在胡惟庸倒台的时候被诛杀的，而是过了九年才牵扯出来，被朱元璋赐自尽，家中老小皆都被处死。

自朱元璋登基以来，对李善长一直是礼遇有加，即便是他同胡惟庸关系极好，胡惟庸倒台的时候，李善长竟也被朱元璋轻轻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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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之间，朱元璋没有对李善长进行大动作，因为李善长所主导的淮西集团人数庞大、盘根错节，无法轻易铲除。

而为制约李善长，朱元璋启用的杨宪、胡惟庸等人，也可以说是充当了敲山震虎、杀鸡儆猴的作用。

至此，胡惟庸充当的政治角色十分分明：他被提拔一方面是朱元璋制约李善长的棋子，另一方面，朱元璋也需要利用丞相这个角色来达到他统治朝廷的目的。

众所周知，朱元璋后来废除了丞相一职，有人说他是被胡惟庸谋反伤透了心，从此听不得丞相这个词。这样说未免低估了朱元璋的气量和手段。实在是他登基后看清了相权对自己的束缚。

《朱元璋》剧照

在明朝前期，政治格局初定，一切都有待考量、观察，于是朱元璋决定沿用了元朝的官职，任用丞相统辖百官充当皇帝的左右手。

在胡惟庸还没有发迹之前，朱元璋任用过三位丞相：李善长、徐达、汪广洋、杨宪。胡惟庸是第四个，也是大明最后一个丞相。

第一任丞相李善长早年投奔朱元璋，是开国功臣之一。

朱元璋出谋划策时常离不开李善长的参详，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李善长自然成了丞相协助朱元璋处理事务。淮西功勋集团就在朱元璋的“栽培”和李善长的膨胀下，逐渐忘乎所以。

为了更多地在朝中争权夺利，李善长以及淮西勋贵对朝中异己予以强有力的打压。刘基就是他们打压的对象。

刘基本也是开国重臣之一，深受朱元璋宠信。不过刘基自认才高，朱元璋曾询问谁是当朝文才第一，他毫不客气揽下这个称赞。

如此性格，在日后的政治对垒中，刘基和李善长针尖对麦芒、毫不相让。

刘基没有像宋濂一样急流勇退，而是留在朝廷和李善长集团整个短长。也正是在双方的斗争中，朱元璋认为李善长不适合任职丞相，因此遍寻人才想要更换丞相。

李善长

这时候李善长嗅到了苗头，此时退出政治舞台又不甘心，可是也不能落得一个被皇帝罢官的下场，于是他主动请辞，并向皇帝举荐了胡惟庸。

胡惟庸不是凭空出现，早在李善长培植势力的时候，胡惟庸便见缝插针行贿于李善长，以300两黄金作为投诚的“诚意”，换来了在京都任职的机会。

年轻的胡惟庸受到了李善长的器重，也成为接替宰相一职的备选人之一。不过横在胡惟庸前面的还有几人：

徐达将军因为在军中任职，无法任职丞相的工作，而且他一向与李善长和胡惟庸不和。因为刘基的前车之鉴，朱元璋和胡惟庸等人都未将徐达作为真正领职丞相的人选之一。

于是，一向在李善长身边务工的汪广洋成为丞相，但是汪广洋一贯“摸鱼”，对左丞相杨宪的态度也是敷衍了事，既不正面冲突，也不积极配合。后来因为喝酒误事被废。

接着是杨宪，洪武二年（1369年）他被任命为左丞相。

朱元璋对他是寄予厚望的，因为在此之前杨宪在情报工作上功绩卓越。但进入中书省后，杨宪生性狠辣又心眼小的缺点就显现出来了。

他掌权之后一直树敌，对朝臣无差别攻击，连自己的属下张昶都不放过，诬告人家心怀不轨。后来又弹劾汪广洋谋反，汪广洋被流放后依然穷追不舍，一定要将人家流放到海南才肯罢休。

如此不依不饶使他与朝中权臣结怨以深，睚眦必报且急功好利的做法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

杨宪

本来朱元璋任命丞相一方面是钳制权臣势力的扩大，一方面是为了让这些人服从自己治理国家，可是杨宪只知道内斗毫无建树，最后被杀也不奇怪。

丞相一职就在几个大臣中间传来传去，终于落在了李善长极力举荐的胡惟庸身上。

胡惟庸自取灭亡的道路

据王世贞的《胡惟庸》记载：

“晨朝举止便辟, 即上所问, 能强记专对, 少所遗, 上遂大幸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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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的政治手段比前几任都高明多了，他能力出众且擅长讨朱元璋欢心，继任以来就使尽浑身解数哄得朱元璋云里雾里。

在获得了上级的信任之后，胡惟庸的手开始向下延伸。他本就是靠地方乡党上位，自己获得权力之后也开始任用自己的老乡和党羽，大肆培植势力。

他将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儿作为姻亲拉拢，使李善长在朝中残余的势力成为自己势力范围的一部分。

乘着李善长这棵大树的阴凉，加之自己培植很久的党羽，很快他就和历朝历代权倾天下的丞相一样，在大明朝一手遮天。

和历朝历代权臣不同的是，他的顶头上司可是朱元璋，一个从乞丐、和尚走上九五之尊的人，岂能容忍一个胡惟庸在这里上蹿下跳、蹬鼻子上脸。

于是，当老朱发现这个丞相想要“翻天”的时候，帝王的屠刀已然悬于胡惟庸的颈上。

胡惟庸结党朱元璋不是不知道，李善长也结党不也暂时全身而退。

然则胡惟庸的做法太过大胆，他不仅将李善长在位时所用的淮西功勋们作为自己麾下的棋子，还与那些被朱元璋贬斥、责罚的将领们勾结在一起。

对曾经和朱元璋进言说胡惟庸不可任相的刘基大肆排挤，甚至刘基免官之后也不放过他，在刘基养病的过程中，胡惟庸派医生毒死了刘基。

除了扩张势力，打压非淮西权臣们的生存空间之外，对于正经科考上来的举子们也用尽手段拉拢。

其中有一个廷试第一的吴伯宗，被任命参修《大明日历》，胡惟庸看中了此人的才学意图拉拢，没想到遭到吴伯宗的拒绝。

胡惟庸心生不满，利用自己手中的权柄，将吴伯宗迁贬至凤阳。寒窗苦读的学子在得罪丞相之后，贬至外地为官不得施展抱负。

心有不甘的吴伯宗为此上书给朱元璋，直言：“因言惟庸专恣不法, 不宜独任, 久之必为国患。”朱元璋这才将吴伯宗调了回来。

权臣结党营私在朱元璋心里埋下了怀疑的种子，这时，朱元璋看到了丞相制度的弊端。

历代兴亡演替，凡是权力分散的朝代，比如春秋战国时期，权力被机关部门瓜分，不会形成一人一职专权擅权的局面，国家政体反而相对稳定。

直到丞相一职的设立，大量权力集中于一人、一身，性质就开始改变，原本这个为帝王分忧的职位却成为权臣拢罗势力的工具。

丞相的权力过大，甚至会威胁到皇帝的地位，实在是个隐患。

这个心理变化，我们从朱元璋任命丞相的诏书就可以看出来，起初胡惟庸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朱元璋对他还是比较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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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中书久阙丞相，御史台亦阙大夫，稽古撰今，诚为旷典。特命左示相胡惟庸为中书右丞相……”

可见，朱元璋起初沿用并任命丞相的缘由，就是为了找个帮手协助自己统治文武百官，而并非是像胡惟庸一干人等一样，利用丞相一职欺上瞒下，做为自己敛财敛权的工具。

既然丞相的权力无法有效控制，那么便可以考虑废除了。

这时的朱元璋还没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到相权作为君权的隐患，不止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

“中书百司纲领，总率群属，须择贤者与之共理。”这第二道诏书的态度只在于强调官员任用要“择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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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朱元璋已经开始忌惮丞相的势力，并且察觉到应该出手制止淮西一派的扩张。强调择贤摆明是知道胡惟庸一派任人唯亲，这次的诏书可以说是一种委婉的警告。

但是胡惟庸不知收敛，大肆贪污钱财甚至膨胀到僭越礼制，使用金龙凤文的制品。

皇帝终于意识到不是当丞相的“人”的问题，是相权制度本身就危及皇权。

对于一个为君者，上下信息共通才能实时、准确做出决策，而丞相一职完全阻挡了下面的言路，皇帝很容易成为一个蒙在鼓里的傀儡。

而且，丞相的权力几乎是将所有权利集于一身，尽管上面还有皇帝的制约，但是一旦到了皇帝没有能力掌握这根缰绳的时候，丞相就是架空皇帝最大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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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开始削弱丞相的权力。将丞相手下的部门裁撤，设立布政司、都司和按察司。

将地方权力归集给中书省，再集中削弱中书省的权力，这样就是养肥了再宰。此时京都的中书省只留下了胡惟庸一人。

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彻底切断了各地行政以及各部与丞相的联系，胡惟庸被彻底架空。

深感不安的胡惟庸不愿坐以待毙，开始密谋造反一事。

他串通御史大夫陈宁和中丞涂节，以及中央和各地被朱元璋责罚过的将领一起起事。谁知在洪武十三年，涂节已经嗅到了危机，他料定朱元璋必定会收拾胡惟庸，于是倒戈举报了胡惟庸与陈宁密谋造反一事。

在经过查证后，胡惟庸这个权倾一时的丞相终于以“谋危社稷”之罪处死。丞相一职也被朱元璋废除，各部事务都交由皇帝处理。

胡党案的余波并没有停止，一直到李善长的伏诛才告一段落。

废丞相的利弊

这时中央集权的政治演很明显。皇帝以胡惟庸为借口，将淮西功勋里的功臣权力尽皆削落。成功地将权力都集结与皇帝一身，避免了权臣势力过大威胁皇权。

李善长在胡党案的九年时间里，一直战战兢兢，朱元璋也没有赶尽杀绝反而是通过公主与之联姻，赏赐财帛以缓和关系。

可是李善长还是犯了大忌，在后期放松警惕的时候动用了朝廷的政治关系，触犯了朱元璋的逆鳞，于是这位开国功臣，还是以与胡惟庸结党谋反的罪名被结束了生命。

至此之后，全国政坛趋于稳定，皇权集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过任何政策执行起来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权力集中是稳固了朱姓的统治，可是皇帝的工作量也日益增加。

为了适当缓解皇帝的工作压力，朱元璋将权力分给了六部，又设置了翰林院。但治标不治本，一切决策还是要由皇帝拍板才可以实施，工作量没有减少很多。

不止如此，这样的机构运转起来需要大量的时间，皇帝的体力是有限的，工作却是没完没了的。明朝政府运行的效率开始变得极为低下，也为后世皇帝懒政埋下了隐患。

皇帝处理不过来且权利集中滋长盲目自大的情绪，对于一般庶务更是不屑一顾，那些要紧的事情也要一等再等，整个国家机关陷入一种混乱的局面。

即便是后来设置了内阁，其顾问型的性质也没有使管理变得更好。皇权是集中了，却也缺少了被约束力。

若是明主勤劳，朝政自然清晰明了，若是赶上明朝后期那些乐于享受的帝王，疏于管理、懒于执政，明朝的隐患愈演愈烈。

可见，权力若是没有受到监督和制衡，无论制度如何，都无法发挥它真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