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最后的宰相，欺上瞒下，暗通倭寇，私联北元，谋反被分尸

胡惟庸是濠州定远人，今属安徽省滁州市。朱元璋为大元帅时，胡惟庸跑去和州投靠。洪武三年(1370)任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任左丞。六年正月，右丞相汪广洋被贬为广东行省参政。皇上因丞相人选难觅，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不设丞相。胡惟庸于是独断中书省事务。七月他拜任右丞相，不久，升任左丞相。《明史》（卷72）中记载：

洪武元年改为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以统领红职。

洪武元年，朱元璋改以左为上。

杨宪被杀后，朱元璋认为胡惟庸有才干，很信任他。胡惟庸也卖力，遇事小心谨慎，获得朱元璋宠信。胡因此恃宠而骄，生杀废黜的大事，有的不报告皇上便执行。内外各部门的奏章，他都先拿来看，凡是陷害自己的，便扣下不上呈。《明史·列传》（卷196）记载：

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

热衷功名之徒，以及失去了职位的功臣武夫，竞相奔走于其门，贿送金帛、名马、玩好之物，不可胜计。大将军徐达极恨他奸恶，从容地告诉了朱元璋。胡惟庸厌恶，诱惑徐达的守门人福寿，图谋害徐达，但被福寿揭发。御史中丞刘基（即刘伯温）也揭露他的短处。

后来刘基生病，朱元璋派胡惟庸带医生探视，胡惟庸便对刘基下毒。刘基死后，他更加无所顾忌。他与太师李善长相勾结，将哥哥的女儿嫁善长的侄子李佑为妻。学士吴伯宗弹劾胡惟庸，反谪居凤阳。

此后，他权势更盛。传说在他定远老家的井中，突然生出石笋，出水数尺深，献媚的人争相说这是祥瑞之兆。他们还说胡惟庸祖父三代的坟墓上，晚上都有火光，照亮夜空。胡惟庸更加高兴和自负，从此有了异心。《明史·列传》（卷196）记载：

其定远旧宅井中，忽生石笋，出水数尺，谀者争引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冢上，皆夜有火光烛天。

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来，擅自乘坐驿车。朱元璋责令他到代县捕盗贼。平凉侯费聚奉命安抚苏州军民，整天沉溺酒色。朱元璋大怒，责令他往西北去招降蒙古，他无功而返，朱元璋又严厉斥责他。两人都非常害怕。胡惟庸便暗中对两人威逼利诱。两人一向愚勇，见胡惟庸正专权用事，便与他秘密往来。

两人曾到胡惟庸家饮酒，酒酣时，胡惟庸屏退左右，对他俩说：“我们干的事多不合法，一旦被发觉将怎么办？”两人更加惶恐。胡惟庸于是将自己的主意告诉了他们，令他们在外面收集兵马。

胡惟庸又曾与陈宁坐在中书省中，阅览天下兵马簿籍，令都督毛骧将卫士刘遇贤和亡命之徒魏文进收为心腹，说：“我会用得着你。”

太仆寺丞李存义，是李善长的弟弟，胡惟庸的女婿李佑的父亲，胡惟庸令他暗中游说李善长。

李善长年纪已老，不能坚决拒绝，开始不同意，后来便依违其间了。胡惟庸更加以为事情可以成功，于是派明州卫指挥林贤出海招引倭寇，与他们约定日期相会。此事明史专家吴晗在《胡惟庸党案考》中考据认为：

林贤下海招倭事，据记载上之矛盾及时间上之不可能，亦可决为必无。虽证出官书，不足置信。

又派元旧臣封绩致书元朝，向元朝嗣君称臣，请求出兵做外应。

这些事都还没有做。胡惟庸的儿子坐马车奔驰过市，出了事故马被撞死，胡惟庸便将马夫杀死。朱元璋大怒，命他偿命。胡惟庸请求用金帛补偿驾车人家，朱元璋不许。胡惟庸害怕，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图谋起事，密告四方以及依从于自己的武臣。

十二年(1379)九月，占城国来进贡，惟庸等人不报告皇上。宦官出来见到了，便进宫奏告皇上。皇上大怒，下敕令责备中书省臣。胡惟庸和汪广洋叩头谢罪，但暗暗地将罪过归咎于礼部，礼部大臣又归咎于中书。朱元璋更加愤怒，将各臣僚全部关押起来，究问为首主持的人。

不久，赐汪广洋死，汪广洋的妾陈氏为他陪死。皇上问知陈氏乃是被入官的陈知县的女儿，大怒说：“被没入官的妇女，只给功臣家。文臣怎么得到？”便颁下敕令命法司调查。于是胡惟庸以及六部属官都应当被判罪。

第二年正月，涂节便将祸变上报，告发胡惟庸。御史中丞商皓当时被贬为中书省吏，也告发了胡惟庸的阴谋。朱元璋大怒，下令廷臣轮番讯问，词语连及陈宁、涂节。廷臣说：“涂节本来参预阴谋，见事情不成，这才将变乱上告，不可不杀。”于是诛杀胡惟庸、陈宁和涂节。

另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洪武十三年正月戊戌日，胡惟庸谎称自己宅第的井里涌出了甘美的泉水，邀请朱元璋亲临，皇上答应了。皇帝刚出西华门，内监云奇冲犯皇帝车驾经行之路，拉住马缰绳，口中含混，情绪正激动，说话太快不能表达意思。皇帝因他不敬而恼怒，左右一顿鞭打。云奇右臂将折断，接近死亡，还指着胡惟庸的住宅，不因疼痛而缩手。皇帝醒悟，于是登上城墙远望胡宅，看见夹墙中藏有士兵，兵器像林木般密集耸立，马上派出禁军趁其不备逮捕胡惟庸，拷打定案，在集市上将其肢体分裂。吴晗在《胡惟庸党案考》中认为：

“云奇事件出于中人附会，也许即由邵荣谋叛事转讹”。

所以此事应不足信。

胡惟庸死后，他造反的阴谋还没有全部暴露，到十八年，李存义被人自首告发，得以免死，安置在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贤狱案办成，胡惟庸通倭的事暴露。二十一年，蓝玉征讨沙漠，抓获封绩，李善长不奏告皇上。到二十三年五月，事情败露，将封绩逮捕，审出当时情况，胡惟庸的逆谋进一步大显。正好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自首告发李善长和胡惟庸往来情况，而陆仲亨的家奴封贴木也自首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庸三位侯与胡惟庸共谋不轨。朱元璋大发雷霆，肃清逆党，词语相连，被诛杀者达三万余人。并做《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此案株连蔓引，直到数年之后，还没有清除干净。

胡的罪名一开始是擅权植党，仅凭此诛连万人未免太过。究其原因，笔者认同吴晗先生的两个看法：一是用俸禄刑法来选择新的士人来代替老臣，从而掌控百官，让他们服从于自己的专制统治。

二是经历元末明初的战争和天灾，国库已无饷可用，且朱元璋及其部将身微寒，不满封建地主拥有大量的家财。因此连兴大狱，没其田产以充国用。

此后朱元璋借胡案风波，废宰相，大权独揽，皇权专制由此达到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