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春秋五霸之一的辅臣，伍子胥名声为何不及其它霸主的重臣

春秋五霸里，齐桓公有千古名相管仲，晋文公重耳有重臣赵衰（后来战国时赵国的先祖），秦穆公有百里奚，楚庄王亦有令尹孙叔敖，吴越争霸之中，前半程的霸主是吴王阖庐和夫差，后半程则是勾践灭吴。伍子胥辅弼两任霸主（助公子光夺位，助夫差打败越国），后世对其的评价却并不高，甚至不及越王勾践的臣子范蠡。这是为何？

我从司马迁的《史记》中《伍子胥列传》入手，以历史功过和私德两方面来比较一番。

伍子胥原为楚太傅武奢之次子，因遭佞臣费无忌陷害被楚平王搞得家破人亡。为报灭门之仇，伍子胥逃亡吴国，吴王寮不愿意为其复仇而举全国之兵伐楚。于是他与有谋逆之心的公子光暗合，献死士专诸和“鱼腹藏剑”之计谋杀了寮，阖庐即位后听从他的意见，举全国之兵伐楚，一举攻破楚都郢，攻破郢都后他还鞭尸已死的楚平王。

后在吴越大战中阖庐被伤身亡，他又被委以托孤重臣之任。为兑现“灭越”承诺，伍子胥在夫差即位前几年呕心沥血，辅助夫差短短几年内就训练出一支强大军队，并一举击败越国，成就了吴国新的霸业。

同为春秋时代霸主的重臣，伍子胥的功劳可谓不小：助力公子光夺位，举荐孙武为将，协助吴国打败楚国争霸中原，辅弼夫差打败越国。这桩桩件件都是大功，为何后世的评价不及其它五霸的重臣呢？

个人认为有以下五点理由：

其一：伍子胥的“复仇”之功是不被后世儒家思想中的“君臣纲常”理论所容的。尤其是“宋明理学”所强调的“道统”和“正统”思想的洗礼下，伍子胥为复私仇而携异国灭族母国之举是“不臣”之行为，被传统士大夫所不齿，自然比不过管仲、百里奚和孙叔敖这样的千古贤臣的。

其二：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征战和权谋，在治国安民方面鲜有建树。管仲富齐，百里奚治秦，孙叔敖安楚，他们在位时的主要功劳是“富国强兵”。国富民强才是国家根本强大之基础，而一味对外用兵，穷兵黩武最终会耗尽家底，一朝军事上的失利就会导致亡国灭种。吴国的兴与伍子胥的强军战略息息相关，而吴国最终被越所灭也是其只知强兵不重民治的政策导致的恶果。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伍子胥之功过确实不及其它五霸重臣。

其三：过分强调自己对吴国的贡献，模糊了君和臣之关系的边界，这是其悲剧结局的根源之一。毋庸置疑，伍子胥对吴国霸业是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对于阖庐、夫差父子也是如同再造（如果没有他阖庐只是一个公子，如果没有他夫差在诸子争立中不可能胜出）。可毕竟君是君、臣是臣。伍子胥后期，对夫差太过于目中无人（直呼其名，还屡屡当着众臣之面驳斥夫差，让夫差声名扫地），这样模糊君臣关系的边界也导致了夫差对其产生反感情绪，使得小人有机可乘。因此在我看来，“强臣”虽强，但毕竟是“臣”，所谓的功劳自己说不算的，只有君说你有你才能有。

其四：治军能力一流，“政治智商”非常感人。吴国后期，夫差沉溺于西施的温柔乡里不能自拔，听信谗臣伯嚭的谄媚之词，不断疏远与伍子胥的关系。眼见自己在吴国已经是朝不保夕，于是伍子胥在出使齐国的时候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齐国豪族鲍氏。被伯嚭抓住把柄诬告其通敌卖国（此时吴国正要举兵伐齐，出使齐国也是军事行动前的例行外事工作而已）。你作为一国相国，出使自己国家即将征伐的国家，居然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对方？这是何等的愚蠢之举？那么多诸侯国不去，干嘛非得去齐国？政治上“避嫌”之说他居然一点都不知道？因为此事，导致他彻底失去了夫差对自己的信任，并最终被赐死。

其五：国家顺境时的强臣，逆境时却自怨自艾，无力扭转局势。后期夫差沉溺声色犬马，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束手无策。朝堂被伯嚭这种奸佞小人把持，他也毫无对策。有人或许会说，他只是一个臣子，很多事情他确实无能无力。我想说，作为权臣，干臣，左右朝局的能力都没有，怎么能维护一个国家的持续强大？所以在我看来，伍子胥说穿了只是一介武夫，与同时代声名显赫的政治家比确实不及也。

太史公在《史记》中对其的评价是：“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我想说这是司马迁自己仍不忘被武帝施以“腐刑”而自己却不能像伍子胥那样“以倾其国”加以报复的“借胥言志”之举。在数百年里的春秋时代，伍子胥只是其中一个为了复仇更豁得出去的那个罢了。从个人角度来看，“有仇必报”乃真丈夫。然而借一国公器泄私狠，一朝失意不仅闹得自己家破人亡，更导致国家倾覆生灵涂炭。这样的能臣其实枉称“能臣”，与那些导致国家倾覆的奸佞之臣并无二致。所以我想说的是太史公对伍子胥的评价略显过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