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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烽烟四起，传统的礼乐制度早已崩坏。在这样的乱世，如何迅速恢复秩序、巩固权力，成为摆在曹操面前的头等大事。于是我们看到了曹操在法治上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一切以现实需要为准绳。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汉献帝于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步棋本身就暗含着曹操对法治的实用主义理解。“天子”这张牌是他获取政治合法性、号令天下的关键。表面上尊奉汉室，实则以“奉天子”之名行“令不臣”之实。

更具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曹操推行的屯田制。为了保障军粮供应，曹操颁布了严苛的屯田令。在执行过程中，即使是亲信犯法，曹操也毫不手软。例如典农中史任峻的家人因为私自开垦屯田而被处死。此事震动朝野，也彰显了曹操“奉法”的决心。不过这“法”的背后是为了巩固新生的曹魏政权，维护自身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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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曹操并非不知变通的刻板之人。他知道“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必要时需灵活变通。《魏书》记载曹操曾下令禁酒，但在灾荒年间，他又开禁酿酒，以缓解粮食危机。看似“朝令夕改”，实则是根据现实情况的灵活调整，体现了实用主义的精髓。

著名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在其所著的《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中对曹操的政治手腕加以深入剖析，指出其善于把握时势，能依具体情状作灵活应对，此一特质于其法治观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实则曹操并非盲目追崇法家思想，彼实乃真政治家也。其深知在动荡不安之世，过僵之法律条文或窒碍行动，唯合实际情况而灵活用之，方能成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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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曹操法治中的实用主义对后世有何启示？老伍认为，至少有两点值得深思：

首先法治建设务必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离开实际的法律，即便再完善，也难以施展功效。其次法律的制定及执行须权衡社会成本与效益。一味严刑峻法或许可获取一时之序，但从长远看，无益于社会稳定与发展。

诚然曹操的法治并非完美无缺，甚至充满矛盾和争议。但正是这种实用主义的权衡，让他在乱世中站稳脚跟，最终奠定了曹魏基业。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或许能从这位乱世枭雄身上，汲取一些治国理政的智慧。

在探讨曹操之时，我们不可忽略彼时的社会背景。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曹操的屯田制，虽然严苛，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农业生产，稳定了社会秩序。这正是他实用主义的体现，一切为了现实需要，为了稳定大局。建安五年发生的官渡之战，曹操以弱胜强，战胜了袁绍。这场战役的胜利，与曹操有效的后勤保障密不可分，而屯田制正是其后勤保障的关键。

再者曹操重视对法律的宣扬和推行。他觉得光靠严厉的刑法不可能维持长期稳定，只有让民众明白法律，才可以更好地遵循法律，这在那时也算是一种超前的思想了。

透过曹操法治这面镜子，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乱世枭雄的权谋之术；而且也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缩影。它时刻提醒着我们，法治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不断地适应时代发展而持续完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