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峻先生说有两个左丘明，你相信了吗？

伟大史家左丘明晚年失明，我们不能因此也失明

《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得很清楚是鲁君子左丘明。而左丘明之名除了《论语》之外，鲜见于同时期其他文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上述两个左丘明是同一个人。

然而当代《左传》研究的集大成者杨伯峻先生在其大作《春秋左传注》前言第三二页却认为这两个左丘明不是同一个人。他的理由主要是，《左传》末尾所记二事发生的时间太晚，《论语》中的左丘明不可能活到这个时候。一是前453年的智伯瑶覆灭，一是前426年的赵无恤之死（因为《左传》结尾称他为“襄子”，而这是他死后才会有的称呼）。杨先生在他的《论语译注》中认为左丘明生活的时代应该比孔子稍早，因为《论语》中孔子曾引他自况。如果《论语》中的左丘明与孔子同年，则453年他就有99岁，前426年他就有126岁了，这显然不太可能。

但是杨先生以上的怀疑也不尽周全。如上所述，只是左丘明作的《左传》是真正绝笔于哀公二十七年即前468年的，后面百余字的续写部分，肯定不是左丘明所写。而杨先生怀疑建立的根据，恰恰都在全书结尾的百余字，其内容明显与全书严谨的体例不合。

为什么说后面两段是他人续写的呢？

第一，很明显续写者并没有刻意去和左丘明原作体例风格保持一致，对于年份直书为“悼之四年”，而《左传》全书此前一直遵循严格的体例，为“某年+某季或某月”或者“某年+某季+某月”，绝对没有这样说“某（公）之某年”的例子。

第二，明显前463年这一年和前面的前468年中间有五年的空缺，作者也没有去弥补。更没有交待期间哀公的结局和悼公的即位这样的头等大事，这是全书中绝无仅有的情况。惟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左丘明撰《左传》原书本来的结尾是“国人施公孙有山氏”。因为哀公已经流亡到越国去了，所以史官制度只能随之停止，《左传》也到此为止。

第三，前面已经说过，从“悼之四年”（前463年）到后面的“遂丧之”（前453年）也是一样存在时间上十年的空缺，没有被点明，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这在整部《左传》里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左氏《左传》原本写成于前468年到前463年之间。而且左丘明一定在前463年之前去世，所以此后的内容由他人续写。

三家分晋之前，还有 三家分智

第四，在前463年与前453年中间的前458年，范、中行氏二家遭智韩赵魏四家瓜分，这样的大事竟然也没有写入。可见续写后面这两个年份的目的，无非是交待三家分智、智伯覆灭这件事情。

第五，“悼之四年”即前463年一节，共百余字，言智赵交恶之因。全书最后两句交待了十年以后即前453的事件结局，“智伯不悛，赵襄子由是惎智伯，遂丧之。智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整个事件交待得极为粗疏简略。其中两个“丧之“，前为赵襄子，后为韩魏，或显得交代不清，或感觉重复累赘，与全书一贯的严谨爽利风格大相径庭，去掉前面的“遂丧之”，反而显得更加通顺。而且“赵襄子”这个死后的谥号是前426年才产生的，说明最后这一节补入的时间不可能早于前426年。

第六，杨先生的注解最后一句即交待了续写这百来字的原委，“终陈恒之言耳”，即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陈恒说的“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为什么左丘明没有亲自写知伯之灭，原因很简单，就是左丘明没有来得及看到知伯之灭就去世了。所以后人续写出后面的百来字，以便和左氏绝笔处相呼应，从而给这段历史以及这部史书画上完满的句号。总之，全书最后这两节是后世补笔无疑。

可以得到的结论是，《春秋》记史止于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的“西狩获麟”，后人续写至前479年孔子卒。《左传》编年记史止于哀公二十七年即前468年。《左传》的作者就是《论语》中孔子曾提到的左丘明。他在前468年与前463年之间去世。后人补入五年后的“悼之四年”即前463年“智赵结怨”一节。前426年之后，后人续写了前文十年后即前453年“三晋丧智”作结。所以，《论语》中孔子称道的左丘明，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左传》作者鲁君子左丘明。

左丘明

左丘明并不是孔门学生，因为当时孔子都引以自重，就像《论语·公冶长》里说的“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笔者推测很可能是孔子仕鲁时期，左丘明作史官，二人都是鲁国政府的官员，真正是同事关系，其人年齿稍少于孔子，然而才德见识很令孔二先生折服，故而言语间常常引以自重，后被弟子录于《论语》中传世。孔子卒年为前479年，而左丘明应卒于前465-463年之间。

《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当年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时，提到了“一竖子俱”。这个人倒有几分左丘明的可能，《左传》虽是《春秋》的注解与说明，其中有大量史料是《春秋》所无的列国史实，不适周焉能尽知其事。由于左丘明年齿少于孔子，当时孔子三十来岁，左丘明二十不到，故以“竖子”称之，当然也是为了突出孔老夫子的光辉形象。

司马迁所做的春秋、战国两个时代的划分，竟是以孔子之卒为界限的。前479年孔子卒，三年之丧毕，前476年，春秋止，战国始。

孔子弟子在三年之丧期间会干些什么事呢？ 应该是回忆、怀念孔子在世时的言行，以及相互商议筹划未来的事业。这前者就是《论语》的形成原因了。大家根据个人的见闻记忆及当时的课堂笔记之类用三年的时间以及几十上百人，形成一本《论语》并不困难。所以，前476年形成了第一版《论语》是有一定可能性的。据说独子贡居丧六年，那么他在这后三年里面，是否对《论语》做出了修改润色出了修订版以教授他的弟子呢。又同样，这些弟子如有子、曾子、仲弓去世后，他们的弟子又居丧三年，根据耳闻目睹，将他们老师曾经和孔子一起的言行又编辑增补进去。版本错乱不像后代那样标准的原因主要是，那时没有纸张和印刷术，书籍的流行完全依靠人手传抄于竹简，中间的错乱谬误以及人为随意的增删十分常见。

据《荀子·非十二子》：有子张氏（颛孙师）之贱儒，有子夏氏（卜商）之贱儒，有子游氏（言偃）之贱儒。而且荀子将仲尼、子弓并称，这里的子弓应当是仲弓（冉雍），因为孔子弟子多称其字为子某，仲弓的确是个例外，这里如果在仲尼之后还称仲弓，似乎有冒犯孔老夫子名讳的嫌疑，所以将仲弓改为子弓，也是合乎情理的。而仲弓是孔子口中有德行的高足，与颜回、闵子骞和冉伯牛同列。后来《韩非子》说“儒分为八”，这八家师承各不相同。所以流传到汉初，《论语》就有了鲁、齐、古等好几个版本。也有了称“曾子、有子、闵子”等穿帮的说法。更有内容重复的现象，也有前后条目内容矛盾的现象等等。

从西汉到东汉，左丘明地位显著提高。《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对左丘明的记述是鲁君子及《国语》的作者，但不予立传。在“十二诸侯年表”中，说孔子去世后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其他与“春秋”有关的著作有铎椒的《铎氏微》，虞卿的《虞氏春秋》，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这些人中，除铎椒和左丘明无传，其他人均有立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提到了诸如公孙龙、尸子、吁子等，还交代了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

《左传》这样伟大的著作，为什么不知道作者的具体情况？《左传》中也没有提及作者的情况，生卒都没有提及。司马迁对左丘明称赞有加，为什么连个列传都没有？当然“春秋三传”的作者都未立传，司马迁那个时代《左传》还没有立为官学，没有博士。但显然司马迁详读过《左传》，《史记》中春秋时代的历史基本上采用的都是《左传》的材料。《左传》的史学价值远高于子书。这些诸子之书，是个人思想主张的理论著述，是可以想见其为人的。而《左氏春秋》是历史著作，虽有论述，往往托“君子”、“仲尼”、“孔子”之名进行评价，不见左氏自己一句话。所以不存在上述那样“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的问题。

司马迁写《史记》时，正是儒术独尊风头正盛之际，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给伟大的左丘明连个传都没有立。这是同为史家的司马迁留给后世的一大遗憾。虽然只在他《报任安书》里提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但始终不提这位伟大史家的生平。其实都不仅左丘明，整个史家连个合传都没有，甚至不如刺客、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这些货色，而那些儒家的小字辈们在“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之后，也被集中收录在“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里。

到了东汉班固写《汉书》的时候，情况就大为一变。这个时候，东汉统治稳固，儒家地位日益显赫。班固对所谓古今人物来了一个大总结和总评价，其实都是古人，没有一个当时的“今人”。《汉书·古今人表》，将从古到今的人物分为三六九等，当然其标准和今天大不相同，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分类结果窥见其时的价值标准。

其标准显然是以孔子为楷模的，对于春秋时代的人物，仲尼被视为这个混乱的242年中的惟一明星，高居上上等。左丘明也受到相当重视，被列为九等中的第二等级——中上等，与孔子以“德行”著称的四大弟子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比肩，地位仅次于孔子，这比西汉武帝司马迁时代有了明显进步。亦和春秋诸贤如晋范武子、晋叔向、卫蘧伯玉、吴季札、郑子产、齐晏平仲相仿；竟然高于曾参、宰我、子贡、冉有、季路、子游、子夏、子张、曾皙、子贱、南容、公冶长、公西华、有若等孔门高徒；更加出人意表的是，竟然还高于孔子曾经师事的老子和郯子。这显然是经过刘歆提倡推动，尤其是古文经学兴起之后，东汉人们对《左传》一书价值有了更加肯定和推崇的缘故。

左丘明塑像

要研究中国历史，《史记》是敲门砖、入门必读书。要研究先秦上古史，《左传》又是入门必读书。汉学视司马迁为开山祖师，往往史、汉，班、马并称，或者加上后来《资治通鉴》总编司马光而称史家前后二司马。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显然不在汉，而是在先秦。所以饶宗颐先生一直主张“华学”而非汉学。因为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先秦的“华夏之学”，而非从汉到清帝王专制时期的“汉宋之学”，后者是儒化退化庸俗化的中国文化，只是科举利禄之途，与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并不等同。真正史家的开山祖师应是《左传》作者左丘明，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应与古希腊《历史》一书作者希罗多德并称，为东西二史祖。

西方的历史之父 古希腊的希罗多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