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郑庄公克段于鄢看郑庄公及当时春秋社会的空间
春秋时期霸主及霸政的出现，对于重整当时各诸侯国之问的社会政治秩序， 具有相对积极的历史意义。春秋前期，郑庄公小霸，成为春秋霸政的先导：齐桓 公“尊王攘夷”，代周天子征伐天下诸侯，攘外安内，号称春秋首霸；宋襄公以 仁义号召诸侯以图霸中原，泓之战后受伤而死：晋文公凭借城濮之战一战定霸， 并开创晋国此后长达百年的中原霸主地位。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基本框 架下，尤其注重”祀”背后“天”等神灵因素对此再次探讨，可在前人的基础上 反思春秋霸政出现及存在的原因，重新透视春秋社会的一个重要侧面。
郑受封于西周晚期，地处今河南中部，北靠黄河，西边周王室，南连陈、蔡， 东与宋壤。两周之际，郑武公护送并随同平王东迁，郑武公父子借周王之名行征 讨、盟会之事，开拓疆土，郑庄公一度成为春秋小霸。周桓王即位后，周郑交恶。 周桓王率诸侯伐郑，在编葛之战中反为郑军大败，郑军射中王肩，由此郑国势力 达到顶峰，前人对此多有研究，然而换一种视角，如从最初郑庄公克段于鄢看郑 庄公及当时春秋社会，仍有诸多需要探讨的空间。
郑庄公名寤生，郑武公之子，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郑庄公二十 二年、鲁隐公元年)立，在位43年，以祭仲、高渠弥为辅。
郑庄公一生以克其弟段于鄢为界，大致可分两个阶段，前期主要是解决内政 问题，后期则是走上小霸之路。郑庄公克段次年，率王师及虢师伐卫，这是《春 秋》中诸侯代天子征伐诸侯的开端，此后郑国多次代周征征伐诸侯。
后平王分政于虢，周、郑之问产生矛盾，平王时，“周、郑交质。王子狐为 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咤恒王时“夺郑伯政，郑伯不朝”，并率虢、蔡、卫、陈之师伐郑，战于编葛(今河南长葛)。
有学者认为，周王一再削弱郑国卿权，直至完全收回郑庄公卿士之职，周王 行为体现了“东周王朝有其独立性和主动性”，渺维护了王权的独立，最终没有被 卿权控制。然而编葛之战后“王室基本上不再派直属军队与大国较量了，而依赖 于霸主和其它诸侯的力量控制局势。”郑庄公则几乎成为春秋初期的伯(霸)主。 其后周王室尽管一再式微，后世齐桓公、晋文公却打出“尊王”的旗号，表面 上不再与周王公开对抗，他们很可能是吸取了郑庄公的经验，只有王权才是团结 诸侯，维持局面的法宝。
从大的方面看，编葛之战确如传统所言是王权与卿权日益矛质并相互斗争的 结果，从具体史实上看，与周桓王即位不久以及郑国过于强硬的发展势头有关。 从细节上看，似乎又不完全是郑庄公过分强势，如“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 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恸《史记·郑世家》记载与此类似：“犯长 且难之，况敢陵天子乎?”睁说明郑庄公被迫反抗王师的动机，不是自己强出风 头，而是自救以至“社稷无陨”。但也有人认为郑庄公虚伪自大，甚至很可能借 战胜周王之势在战后称王。
限于史料，关于上述史实，后人不得而知。不过关于郑庄公为人，从最初郑 伯克段于鄢后，再结合相关史实，即可略见一斑。
郑伯克段于鄢是春秋初期郑国的大事，其事主要见诸于《左传》、《史记》等 传世文献，是郑庄公其后称霸的重要前提，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对此前人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郑庄公的评价上，以传世文献基础，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以及当时社 会背景，由此也能大致推断郑庄公的心态。
《春秋》中关于“郑伯克段于鄢”的记载较简略，仅有“夏，五月，郑伯克 段于鄢。”《左传》隐公元年对此有详尽记载，如指出郑庄公的出生、得名、继位，“初， 郑武公娶于申，日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日“寤生”， 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姜氏为共叔段请封以及郑 伯克段于鄢，段阴谋造反及出奔于共等历史过程，“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 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日：“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 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同时，也解释《春秋》之所以将郑庄公兄弟之间的争夺称为“郑伯克段于鄢” 的原因，“书日：‘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日“克”；称 “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川掣 《史记》的记载与《左传》类似，但《史记》记载简略且史实有相应纪年， 如“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为夫人，日武姜。……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请公， 欲立段为太子，公弗听。是岁，武公卒，寤生立，是为庄公。……庄公元年，封 弟段于京，号太叔。……二十二年，段果袭郑，武姜为内应。庄公发兵伐段，段 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鄢溃，段出奔共。”恒1 上述文献，尤其《左传》的记载是分析郑伯克段于鄢及前人研究成果的基本 凭据。
前人关于郑伯克段于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郑庄公评价上，大致可分为两 类，传统多从道德层面解读，认为郑庄公奸诈虚伪，另一类从地理等角度认为 庄公无意杀弟，曰或指出从始至终郑庄公都非常重视舆论，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推其话外之意，仍偏向传统观点。
传统上关于郑伯克段于鄢的评价，《左传》已初显端倪，“书日：‘郑伯克段 于鄢。’是因为“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日‘克’；称‘郑伯’，讥失教 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罾《左传》认为《春秋》之所以称称郑庄公 为郑伯，是讥讽其疏于教弟之责，如此记载实际已介入相关评价。不过，从《春 秋》经传看，除《隐公元年》克段一年外，其后很少再言郑国内政，多用于介绍 郑庄公征战、盟会之事。在当时人看来，郑伯克段也未必是大事。《左传》的说 法，可能多属编者自己的看法。
《春秋毅梁传》、《春秋公羊传》的道德倾向评价则较为明显，对后世影响也 较深，如《春秋毂梁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克者何?能也。何能也? 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 子、母亲目君，以其目君知其为弟也。……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 远也，犹日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而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 贼，亲亲之道也。”㈢《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克之者何?杀 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 之，如勿与而已矣。”蟛可见，在上述两书看来，郑庄公有违亲亲之道。
在吕祖谦看来，郑庄公从一开始就想至段于死地：“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 猎者负兽，兽何负于猎：庄公负叔段，叔段何负于庄公。且为钩铒以诱鱼者，钓 也；为陷阱以诱兽者，猎也。不责钓者而责鱼之吞铒，不责猎者而责兽之入阱， 天下宁有是耶?”“导之以逆，而反逆其逆，导之以叛，而反讨其叛，庄公之用 心亦险矣。”这些评价基本排除道德以外的判断，使后人难以理解当时历史发展的脉略乃至相关史实，但却影响传统中国对郑庄公的评价，并基本延续至今。
近来也有学者从地理等角度，提出不同于传统的看法，如认为庄公封段于京 而不封于制，原因在京虽是当时郑国重要的大都邑之一，但明显不如更为重要的 制，且京三面易受到控制，说明庄公起初并无意杀弟。其后随着共叔段控制区域 的逐步膨胀，这必然导致与郑庄公发生冲突。段败逃卫国，出奔鄢邑时，途径郑 国首都新郑，这里是庄公重要控制区域，而未遇阻拦，说明庄公仍无意杀段。
郑庄公是虚伪奸诈，还是形势发展使然?限于史料，后人几乎难以准确判断。 不过在其妥善处理偏爱段的母亲姜氏后，我们注意到《左传》“君子日”中引用 《诗经》：“‘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一般研究者对此多予忽略， 关注此句，对理解郑庄公心态及所处时代特点都有启示。
“君子日”的背景是郑庄公在克段后，将母亲姜氏安置城颖，发誓“不及黄 泉，无相见也”。㈤后来庄公后悔，在颍考叔建议下，“阚地及泉，隧而相见”，于 是母子和好如初。后人多讥讽郑庄公未尽到教育弟弟的责任，但在处理母亲的 事上却赢得孝名，《左传》“君子日”赞之，“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 公。”后世同样认为郑庄公此举为奸诈虚伪，捞足政治资本。对此分界线的关键 正在于其后“君子曰”引用的“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此句诗出自《诗经·大雅·既醉》，周代祭祀祖先，有人装作祖先的神，其 名为尸。在祭祀中，由祝官代表尸，向主祭者说一些赐福的话，这首诗当是赐福 所唱的歌，意思是“孝子孝心永远不竭，神灵赐你的族类”，也就是说，“君子 日”认为郑庄公的孝行，与敬畏神灵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氛围有关。
这种说法相关佐证较多，如《左传》隐公十一年载：“郑伯将伐许，五月， 甲辰，授兵于大宫。”大宫即太庙，是周人祭祀祖先所在。太庙的作用相当于原始氏族公社的军事议事堂，平时训练未成年族人：战时成为议事决策及献俘、报 功、祭告先师的宗教场所。古人凡有征伐大事，都要请示报告祖宗，还要向社稷 求福，郑庄公在太庙分发兵器，可视为郑庄公遵循古礼行事，这种行为含有敬畏 鬼神的神圣意味。
在打败许国后，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其中“天”、“鬼神” 等词汇不断出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 一二父兄，不能供亿，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 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无宁兹许公 复奉其社稷。……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裎祀许乎?”∞其大意是说上天 降祸许国，鬼神借我之手惩罚。此后郑庄公派公孙莸居许都之西，让其不要把财 物放在许国，这种安排不是长久占有许国之策。
又如，《左传》桓公八年载，郑公子忽去陈国迎亲，回国后，两人先成亲后 去祭告祖庙，被认为欺骗祖先，不合礼，“(四月)甲寅，入于郑。陈{成子送女， 先配而后祖。韦咸子日：‘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在当 时看来，缺少对神灵敬畏不但失礼，甚至将导致不能生育。
《左传》中关于郑庄公之类知礼守礼的事情记载较多。如在大败王师后，又 派使臣连夜去慰问等，“夜，郑伯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哩、说明郑庄公的行为 一以贯之，《左传》“君子日”也称赞郑庄公行事合乎礼，“郑庄公于是乎有礼。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 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综上，若完全以郑庄公工于心计，政治谋略高超评价，未尝不可，但在尊王 守礼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源自庄公努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神灵要求，至 少是符合当时的社会风尚。
关于郑庄公是否有意杀段，对前述所列《史记》中的纪年稍作推算，也可略知一二：武公十年娶武姜，生太子寤生当在次年，到武公二十七年，武公卒，庄 公即位，封弟于京，其年龄当在十六岁左右。庄公二十二年，段与其母合谋袭郑， 庄公发兵克段，从封弟到讨伐，大约二十二年，也就是说，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若 有后人想见的奸诈虚伪，显然较为困难，酝酿二十二年左右只为灭弟，也非常人 思维，并不是说郑庄公没有政治上的考虑，只是更强调身为政治人物或历史人物 的言行，总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关。若以后世眼光思付前人，可能容易导致错位。
《国语·楚语上》载：“叔段以京患庄公，郑几不封。”可见因段之故，郑国 因此不能立国，郑庄公为此也承受极大压力。
近来也有不少学者重新反思周人的天命观，如罗新慧认为春秋战国时天的观 念或天命观念呈现比较复杂的状态。周人强调人事与天命之问的关联的传统，在 东周时期进一步发展出以天之灾异警示人事的说。不是沿着理性的轨迹直线发 展，相反周代历史发展中反复出现非理性因素。
《史记·郑世家》：“庄公日：我甚思母，恶负盟，奈何?”㈢其言当是人之 常情与社会习俗的双重反应。由此可以推断，郑庄公并非前人所说处心积虑的杀 弟，事实可能恰好与之相反，他最初并未意识到二十多年后段会反叛，封段于京 而不是制，是碍于母亲姜氏的情面，“姜氏欲之，我弗敢夺也”。鬯’在克段之后， 也有意留段一命。至于其后对姜氏的处理，先置颖泉永不相见再到掘地其乐融融， 也与一般人之常情相符，若这些推论成立，大体可认定郑庄公是对母亲和弟弟深 怀“孝悌”之情，忍辱负重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