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伍子胥的故事在《左传》《国语》《吕氏春秋》《谷梁传》《淮南子》等都有出现，但是在司马迁笔下《史记》的《伍子胥列传》中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秉持“实录”原则的司马迁在描写伍子胥的故事不可避免的掺杂主观情感，本文结合司马迁的个人遭遇来介绍《伍子胥列传》中的伍子胥,并谈一谈历史中的伍子胥到底是怎样的形象。

《史记》下的伍子胥

《史记》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和文学著作。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熏陶下，以修史为己任，继承了父亲的理想和使命。

经历李陵事后，惨遭酷刑，司马迁忍辱负重，看穿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权势沉浮，终以发愤著书，得以《史记》流传百世。

《报任安书》司马迁自言史记的创作宗旨：“网罗天下放矢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即寻找天道和人道之间的汇合点，使之相沟通。

“通古今之变”司马迁围绕时势之变、兴亡之变、成败之变以及穷达之变来超越于表象世界直透历史实质。“成一家之言”指的是以子作史，由史而子。

尽管《史记》立足于事实依据而撰写，但司马迁所写伍子胥人物之忍辱负重的复仇之事蕴含了自我意识。

也就是说，同为相似的历史境遇，两个人都为保全性命而忍辱负重，为此，两人都为肩负的使命而不懈做出努力。

伍子胥终报杀父之仇，司马迁著《史记》，两人命运之间都有相似之处，司马迁在写《伍子胥列传》时，十分明显地推崇伍子胥忍辱负重复仇的倾向。

伍子胥的机敏聪慧，和他卓越的政治远见

伍子胥生于楚国，楚忠心耿耿的父亲惨遭杀头，并进谗言要拿伍子胥父亲作为人质，进而杀掉伍子胥兄弟俩，而伍子胥对乱臣贼子有心谋害伍子胥兄弟俩的计谋一眼看穿：

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

于是，伍子胥宁愿背负着“不忠不孝”之名，开始了苟全性命漫长的逃亡生涯。

之后在吴、郑国等多次辗转，在吴国攻打楚国劝谏：吴国与楚国打仗，伍子胥针对楚国执政者众而不和，且互相推诿的弱点，提出分吴军为三部轮番击楚，以诱楚全军出战，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

待楚军疲敝，再大举进攻。此后数年间，吴军连年扰楚，楚军疲于奔命，实力大为削弱。吴国以灵活机动的战法，击败楚军主力于柏举，并展开追击，长驱攻入楚都郢。

等吴王夫差继位攻打越国时伍子胥再次进谏：“越王为人能辛苦。今天不灭，后必悔之。”

斩草不除根，伍子胥深的政治远见，见到“勾践食不重味，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之也。

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吴之有越，犹人之有腹心疾也。”明白勾践不久之后对吴国构成威胁，再次进谏，然而夫差终不听伍子胥的劝谏，反而一意孤行，听信谗言，把伍子胥派往了齐国。

最终，夫差失掉了自己的君王位置。

由此可以见到伍子胥对勾践的准确认识和对政治的正确见解，而他的多次劝谏，却不被采纳。

但他并没有气馁，仍然多次进行规劝，尽心尽力的期望能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壮大帮助自己复仇的吴国。

由此也可见，心狠的伍子胥仍有正直忠心的一面。

伍子胥隐忍的性格和复仇精神

同样的在夫差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司马迁的写作伍子胥态度倾向是赞赏的，夫差继承王位之前，对父亲的谆谆教育应然承诺。

但是在行为处事和国事决策中，却远远没有念及父亲临死前的叮嘱，终于被忍辱负重的勾践一举灭国，辜负了父亲拼死打下的江山和对自己的期望。

而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伍子胥一直没有忘记父亲为什么死去。尽管多国之间的奔波处境十分艰难，依然是为了复仇而准备着。

吴子胥在吴国攻入楚国的时候，即使当时的楚王已经死掉，仍然不遗余力的将楚王从土中挖掘出来进行鞭尸，可见他对楚王的恨有多么的沉重。

这些都可显示出他与父亲之间的深厚感情，对于父亲的仇，并没有忘记，并且始终铭记，以此为激励。

于是伍子胥在司马迁的笔下成为了一个弃小义，而雪大耻的复仇精神的形象。

伍子胥逃亡中的生存每一步，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但是他这样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就是为父报仇。

他性格隐忍，蓄势而发，报了杀父之仇，成就了大业。

特别是司马迁在文章中对吴子胥的评价：

太史公日: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为君者，其功谋亦不可胜道者哉！

从这段话就能看出，司马迁对伍子胥的隐忍复仇精神赞赏有加，这远远不同于其他版本中伍子胥的形象。

司马迁把大量的笔墨放在了伍子胥对于困难的抗争过程，他一面忍受着父亲死去和兄弟被杀的痛苦当中，还要一边提防着楚王的刺杀，磨难的重重叠叠和伍子胥坚持不懈，更能突显他性格上的隐忍。

结语：

按正常来说，在那样忠于君王的时代当中，竟然有臣子敢去刺杀君王，往往是被认为大逆不道的，但由司马迁的笔下写出的伍子胥，却让人们对他一雪前耻又对他能隐忍成功复仇的精神大为赞赏，并且加以深切的同情。

这和司马迁的历史观是紧密相连的，从司马迁写李陵事件就可以看出，司马迁所站在的历史角度，不仅仅是书写汉朝的胜利者的历史，更是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

司马迁正是站在伍子胥的立场上记事，才能将伍子胥这一形象描绘的栩栩如生，不全被政治色彩所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