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为啥能知道这么多事？

众所周知，《左传》是依据《春秋经》展开的历史叙述。《春秋经》是鲁国史官对诸侯往来大事的记载。据说孔子对鲁国自鲁隐公以来的史官记载进行了重修和编撰，注入了“微言大义”的精神批判。因此，《春秋经》因孔子而流传于世。

《春秋经》对诸侯之间大事的记载原则，《左传》在鲁隐公十一年的记述中进行了概括：“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宋不告命，故不书。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这段话告诉读者，宋师大败这样的大事为什么没有记载到《春秋经》中，原因是宋国没有派人来告诉。鲁国史官的原则是：来使告诉，就记载，否则不记载。即使像国家灭亡、灭亡国家这样的大事，同样也是这个原则。按照这样的原则，可以肯定，在鲁国史官那里，左丘明们是找不到《左传》所拥有的丰富史料的。

那么，《左传》所记述的丰富史料从何而来？左丘明是如何掌握的？准确性究竟有多高？

比如郑伯与息侯之间的战争，虽然记载的语焉不详，但左丘明是怎么知道的？比如鲁隐公和公子挥之间掏心窝的对话，应该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估计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但为什么会有如此详细而且声情并茂的记载：

“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

这样的记录，真是言之凿凿，情真意切，毫不设防。寥寥数语，把公子挥的野心与坦率表露无遗，同时也表达了鲁隐公对公子挥的信任和毫不设防。还有，鲁隐公被害的情节，从钟巫的来历，钟巫所设供的地方，到鲁隐公祈祷钟巫的习惯，以及祈祷前还要进行斋戒的具体细节，都说得非常详细。公子挥就是因为知道了鲁隐公的活动规律，所以才能准确地组织刺客暗杀。这类细节甚至心理描述，不但详细，而且滴水不漏，严丝合缝，令人惊叹！这样的记载即使亲历者也不过如此。这也就是说，如此的隐秘事件，鲁隐公和公子挥之间的对话，时间又过了200多年，左丘明凭什么会知道得如此清楚、如此详细？

如果不依靠史官的记载，而且还要解释得通，那就一定还有另一种渠道。这个渠道一定就是“乡校”。乡校，应该是那个时期诸侯各国在基层的文化教育阵地，而且应该是诸侯普遍设立的。乡校应该是国家统一或者鼓励基层设立和举办的，属于公共场所。这样的场所，和孔子设立的私塾学校大不一样。乡校作为公共文化场所，是当时读书人，也就是“士”集中学习、讲学的地方，也是乡贤们一起议论国政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就承担起了民间历史传播的任务。

各国发生的事情，会被亲历者、目击者，还有史官私下议论与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士”人口口相传，书简辗转传抄，或者夹叙夹议，或者删繁就简，或者道听途说，或者师心自用，于是一部《左传》便成了今天的模样。这个模样是记载出来的，也是创作出来的！文学意义上的《左传》，其精彩在此，但也裹挟着先民们对道义立场的渲染与增益！

《左传》，正是基于乡校这样的文化传播机构把各种诸侯之间的信息汇聚起来，并传播开来。没有乡校，没有士人游走天下的自由，我们或许看不到《左传》！作为后人，应该为乡校的发明鼓掌，为士人的传承鼓掌，为西周创建的大一统国家而鼓掌！